得益于数字新基建这块“肥沃的土壤”，我国数字应用基础服务日益丰富。互联网及科技企业不断向下沉市场发展，带动农村地区物流和数字服务设施不断改善，推动消费流通、生活服务、文娱内容、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应用基础服务愈加丰富，为用户带来数字化便利。
随着互联网应用和服务的广泛渗透，我国逐步构建起数字社会新形态：8.88亿人看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短视频、直播正成为新的生活方式；8.12亿人网购、4.69亿人叫外卖，购物方式、餐饮方式发生明显变化；3.25亿人用在线教育、2.39亿人用在线医疗，在线公共服务进一步便民利民。
中国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新民总结说，我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背后，互联网发展呈现四方面特点：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应用渗透最强的数字社会；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城乡差别正在缩小；中老年网民规模增长最快，普遍服务得到重视；互联网平台经营及数据安全加强监管，引导互联网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数字治理迈上新台阶
70年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在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看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那些技术虽然有一定的“技术效应”，却没有发挥出明显的“配置效应”，“我们现在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国家数字竞争力，就是因为，谁能抓住数字技术这个机遇，谁就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企业、强大的产业、强大的国家”。
幸运的是，依靠强大的数字新基建和丰富的数字应用生态，这一次中国抓住了先机。吴绪亮表示，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云端经济、直播带货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本质上都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而资源的大规模重组和优化，必然会带来经济社会整体的大规模变革、创新和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长远来看，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捍卫来之不易的数字经济“先手棋”，更离不开制度护航。今年以来，我国针对数字经济陆续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印发实施，《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先后出台，数字治理立法及监管的方向日益清晰。
“数字化发展尤其需要适合其发展规律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要完善数据资源管理，加快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特征的监管规则，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推动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发展。同时，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打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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