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与利率是直接相关的。当利率降到很低，甚至接近零的时候，债务本身直接就变成了资产。我们知道，在企业资产负债表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企业的一部分资产是由债务转化而来的。若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债务本身就是零收益资产，根本就不需要转化；若利率为负，债务反转成为有收益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债务本身已经资产化了。我们说债务高了、杠杆率高了会引发金融风险，这往往是忽略了利率的一种逻辑推断，或假设利率在任何条件下都大于零，不等于零，也不是负数。
利率下降或是上升，过去是按照供需关系去定义的，就是资金的定价是由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但在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下，定价尤其是金融产品定价主要是依据风险来定的。从这一点来看，在公共风险水平很高的条件下，资产与负债、货币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很可能会产生误判。
文章认为，总的来看，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需要有新的思维和视角。在经济数字化、金融化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原来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将越来越沉淀为发展的基础。工业依然很重要，制造业依然很重要，它们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同时要关注到，经济增长潜力向数字化、金融化转移的趋势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还要看到，整体宏观政策的逻辑可能转向公共风险权衡。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宏观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就是从传统的需求管理逻辑即社会总供求平衡转向了公共风险的权衡。这个逻辑的转换，意味着不仅仅是从短期来考虑经济运行的波动如何被抑制，即所谓的逆周期调节，现在需要更多的是权衡风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其实就是以风险去对冲风险。当通货膨胀风险很小的时候，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就可以跳出传统的框框。能否跳出老套路，关键是如何认识、判断公共风险——比如赤字债务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宏观政策，赤字率、债务率、货币超发等基本问题和宏观变量恐怕需要重新定义，需要新的规则。因此，要基于经济发展的新逻辑去研究新阶段的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尤其是预期和风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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