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的投资，但由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尚不够完善，导致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生活水平偏低、农村消费不振，最终表现为城乡循环不畅。
再次，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即区域发展不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的相互促进，限制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业已形成的国际循环明显偏重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更多处于国内价值链之中。仅利用外资一项便可窥见一斑：1979-2016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占72.36%，中部地区为19.03%，西部地区仅为8.61%。最后，当时中国参与国际市场，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不仅获取的比较利益不够多，而且对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中间产品的依赖性较强，存在技术“卡脖子”的产业安全隐患。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必然性
文章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任务发生了变化，这对通过国内国际循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中国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都发生明显变化，面临着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任务，需要转换发展动力、改变发展模式。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不再丰裕，环境资源约束凸显，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外汇不足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因此，“资源换资本”不再是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获取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更多需要依靠自身的科技力量实现，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实现“市场换技术”。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贸易规模、资本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参与国际市场足以影响国际经济。2018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16%，全球排名第二。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进出口数量会对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仅此而言，参与国际市场也不能简单追求出口数量，更需考虑进出口数量的最优化问题。此外，一国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对比例也要受其经济规模的影响，小国的内部市场小，往往有较高对外贸易依存度，其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国际循环；大国一般拥有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国内循环余地更大，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需求。
最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发达经济体相继进行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启动再工业化战略；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国际地缘政治等导致经济全球化退潮，全球产业链呈现明显收缩趋势，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转变为竞争合作。2001—2008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7.1%，2009—2019年为1.9%。国际金融危机、经贸摩擦、地缘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外部冲击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同时，国际发展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不断增长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原来认为是短期性的外需冲击正在形成长期化趋势，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循环的方式以及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都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的发展任务和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必然。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对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实践已失去了参考意义。而对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应对经济运行面对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问题，当代发展经济学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发展经济学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经济史上宏大而深刻的实践创新和社会变革，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所提供的经验素材，都将具有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因此，探索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规律，从中国实践中凝练出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创新发展经济学体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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