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造业占比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变化，是技术变迁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态势变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工厂全球化的发展，使制造业可以实现环节的空间拆解，从而使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能够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这是全球制造业“南升北降”的主要原因。但在全球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如下事实：
第一，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仍贡献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且仍是主要出口国。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年生产并运输超过12万亿磅的实体商品，其出口的70%左右是以制造业成品的形式完成的。与之相比，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就业中所占的份额高于他们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占比提高而制造业占比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刻意为之，这是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制造业附加值与就业吸纳能力同时下降的综合结果。随着工业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大弱化，使其难以获得更多制造业份额，这是2010年后许多发达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止跌回稳甚至开始上升，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份额下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将其服务环节剥离从而增大了服务业的份额，传统统计方式无法体现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依存关系等，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减”。知名智库曼哈顿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许多被称为“服务”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工业”的一部分。在制造业所涉及的经济和劳动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占20%～50%）按当前的统计口径被纳入了“服务”中。许多制造业工作（包括如操作和维护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或生产机器的中等技能的工作）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政府统计方法中从制造业“转移”至了服务业。
第四，在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直通过链主企业、关键部件制造技术、核心知识产权和工业标准等多种方式，控制着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