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正视两地民心隔阂，以“第一家园”促“民心相通”。上文列举了两地之间人流、物流的硬件交通设施非常齐全，不仅如此，近年来香港电讯企业纷纷推出“大湾区套餐”、香港本地银行推出“大湾区开户通”等便利措施，港人的确亲身感受到两地生活愈加便捷，故资金流、信息流也愈加畅通无阻。但为何近年来两地民众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不仅是港人对内地的亲近感、认同感更趋冷漠，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好感度也不断下降？因此，“民心相通”才是“畅通”的根本宗旨。民心相通不是靠简单的“民心工程”，而是靠和风细雨的深耕细作，需要有政治定力和历史耐心，不求眼前或短期的成效。香港与大湾区（或深港）两地合作，不仅只着眼于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更关键在于人居环境。在这里，我提议借鉴福建在两岸交流中台胞“第一家园”的概念，应该把以深圳为首的大湾区九市作为港人“第一家园”。换言之，港人到大湾区要有“家”的感觉、“家”的便利、“家”的认同。
第二，正视两地协调机制短板，以“双向普惠”促“政策互通”。大半年来疫情造成的“封关”虽然是无奈之举，但藉此暴露出两地在公共政策衔接上出现的巨大短板和不足。简单来说，就以“港人送药”议题为例，我们看到在这其中穿梭、协调、落实的是香港工联会。当然我们高度肯定工联会的热心和担当，但我们也不禁要问，仅仅靠一个工联会怎么能解决那么多因“封关”造成的两地跨境家庭的具体困难？这里面难道不存在公共政策、政府机构的缺位和失职吗？多年来，无论是香港和中央、还是香港与广东省、大湾区九市，都建立了大量行政机构的交流、对接、合作机制，我们并不缺机制平台，缺的是可以整合职能、常态联系、积极解决问题和处理矛盾的机制。说到这里，就要直面两地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的问题，这又会触及到两地尤其是香港的既得利益格局，留待后面建议部分再议。
第三，正视两地规划断缆现实，以“非核心功能疏解”促“深港同城化”建设。中央既然已经提出“融合发展”，那么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如何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下好“深港同城化”这盘棋，就应该纳入议程，也应具有充分正当性。在这一点上，香港要谦卑地做深圳的“学生”。这是因为，只有40年历史的深圳，本身就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经验，从零开始、科学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崭新城市。深圳的功能划分、生态保护、空间布局都是经过周密论证的产物。但反观香港，一方面由于历史、法制和地理条件限制，再加上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流动规律，香港的规划不仅存在各种弊病，还在近20年来裹足不前，导致“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困局；另一方面香港和深圳的规划从未有机衔接，例如与前海自贸区一海之隔的香港天水围、屯门只不过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卫星城，再如河套地区“起了大早赶了晚集”，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和深圳光明科学城也毫无规划上的先行对接。
我认为，深港一体化是历史必然，至于如何推动、如何破题，可以考虑借鉴近年来内地城市治理里面“疏解非核心功能”、治疗“大城市病”的方式。香港应该整理出一份清单，从国家和大湾区的角度梳理出，哪些属于核心功能、哪些属于非核心功能，属于非核心功能的产业可以创造条件、提供政策诱因，与深圳的产业规划相衔接，鼓励深圳或大湾区成为香港非核心功能的疏解目的地、承接地、发展地，进而带动上文提及的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