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右翼民粹主义的极化政治定位。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政治个性与共和党政治传统的奇特结合。共和党是美国的保守党，偏向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本土精英利益。在民主化时代，保守党存在特定的政治困境，即在保守传统及精英利益的同时必须要面向日益大众化和多元化的选民群体不断寻求妥协与整合，从而逐步丧失保守主义的价值稳定性和严格的政治规范边界。作为美国政治的右翼，共和党与其他国家保守党一样，被迫采取了适度向多元选民群体倾斜的政治生存策略，由此出现了与民粹主义结合的政治通道与实践。特朗普契合了这一右翼民粹主义的演变趋势：一方面，特朗普代表了本土精英利益，与共和党存在基本道德谱系与核心利益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特朗普打破传统政治规范及精英修辞的方式有助于沟通选民，挑动民粹，利用美国的身份政治和种族认同激发中下层白人选民的政治忠诚，造成一种通常的共和党政治领袖无法营造的民粹化激情和政治狂热。这种右翼民粹主义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右翼极端主义，存在“法西斯化”的高度政治风险，若缺乏有效的民主程序规范和法治约束，很可能造成美国的“法西斯化”。但美国社会有着强大的民主规范传统和法治权威性，特朗普主义在刺激民粹情绪而取得政治斩获的同时，也在激发包括民主党在内的美国知识精英、中产有教养阶层、有色人种以及广泛的公民团体的危机感和政治反制意识。这次选举翻转及特朗普的优势受挫，代表了美国民主政治对特朗普主义的警惕、节制和反弹能力，从而基本排除了美国的“法西斯化”，重建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内在规范与平衡性。但特朗普的政治蛊惑力、反弹力与破坏力不容忽视。保守化的最高法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宪制保障机制，大法官们的职业操守和对宪法的根本忠诚是抵制这一右翼民粹主义的规范基石，因而最高法院将经受前所未有的宪制考验。
第三，白人种族主义、逆向身份政治与美国民族特性论。特朗普主义拒绝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对移民持有排斥立场，尤其对有色人种的美国化及其对美国民族特性和身份认同的挑战保持严格的警惕。特朗普理想的美国是“白人至上”的美国，是保持美国建国之初的白人种族主义（1787宪法保留了奴隶制）及美国根深蒂固的新教伦理的保守主义框架。今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特朗普提出要启动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计画”，将其命名为“1776计画”，以针对和削弱美国某些州推行的可能损害美国历史认同和白人中心地位的“1619计画”。特朗普采取了逆向身份认同，不是更加凸显少数族群的身份识别与平等化的权利保护，而是回归一种白人种族主义，强调白人至上和白人认同对美国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根本重要性。挑动身份政治和种族仇恨，利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生育恐惧”和“选票恐惧”来扩大白人选民的支持率，是一种“剑走偏锋”的选举政治策略，在选举得分的同时也必然加大美国社会的种族裂痕和深度分裂。这与美国的“大熔炉”政策及自由多元主义传统存在严重的规范性对立。以种族政治和身份政治为基轴，特朗普主义要唤醒的正是美国民族特性，即白人新教徒的高贵而纯净的美国，拒绝其他种族与宗教成分的过度“污染”和侵蚀。这种种族政治同时启动了美国受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压抑已久的基督教原旨主义道德热情、保守理念和重建严谨的“基督教美国”的政治冲动。种族策略是饮鸩止渴的政治权术，也是特朗普主义风险性和破坏性的重要来源，势必不断挑动和揭开美国历史和政治体系的既往疮疤，制造更多撕裂、对立和严重政治冲突。在绵延日久的“黑命贵运动”中，我们已见证特朗普主义留下来的政治社会严重冲突和撕裂的后遗症。
第四，“美国优先”的独霸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及新霸权构想。特朗普主义的帝国撤退本质上并非放弃全球霸权，而是霸权的自我理性调整与巩固。“美国优先”是一种全球化和全球和平霸权精神的倒退，一种独霸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流。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不再接受全球义务、盟友义务与共同安全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规范的约束，而是以美国作为唯一中心、以实力作为唯一基础、以霸权的制裁能力作为行动手段、以重构国际组织体系与国际治理秩序作为远景目标，建立一个新式的全球霸权。特朗普主义背离了二战后美国建立的自由帝国主义霸权传统，这是一种有着内在规范性和一定程度公平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而新霸权则意味着全面的不公平治理体系的建立，无论是美墨加贸易协定还是中美贸易协定，抑或印太战略联盟，美国优先造成了美国结盟政策的非道德化和严重的不公平性，因而不可能建立起可予信赖和可持续的新霸权体系。新霸权是以更加本土化的民族主义为基础，而不是以普遍化的全球主义为基础，从而结构性偏离了美国作为全球立法者的道德基础和责任规范。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有着客观的美国衰变背景，即美国的全球治理责任与美国实际国力（全球GDP占比持续下降）之间长期发生的错位与失衡。特朗普发现了这一根本弱点并提出了自身的补救方案，这是其长期深刻影响和塑造美国政治体系的理性基础所在。新霸权是一种缺乏内在规范力量和互信基础的纯粹民族主义霸权，对美国精神和力量的实际损害要远超过徒有其表和暂时性的制裁或胁迫收益。特朗普主义的理性霸权共识就如同其反复破产的商业人生实践一样，是充满冒险、狡诈、功利及内在矛盾性的。
这就是拜登政府将要面对的特朗普主义政治遗产，也是拜登回调与回归奥巴马民主党路线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和压力。这也是美国选民心目中“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政坛黑旋风，是美国立国传统中“非主流”的反联邦党人心智的回潮，也是美国政治光谱中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发展，是白人种族主义与身份政治的逆向翻转与冒险操作，更是美国重建新帝国霸权的断臂求生式的道德与政治再造。拜登时代的回调治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安抚和治疗特朗普主义背后的保守极端化趋势、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愤怒以及帝国霸权的内外失衡与道德空心化？这是需要严肃思考和判断的重大问题。
二、拜登时代：民主党自由多元主义的内外处境
特朗普的不认输性格与缠讼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一个“拜登时代”的到来。在美国总统大选各州计票结果大致公布之后，尽管仍存在一定的法律争议及个别摇摆州的重新计票，但西方主要盟友均已确信拜登当选并发布正式承认的贺信。西方盟友的“集体承认”行为并非是对所谓特朗普的个人背弃，而是建立在如下两个关键性的认同基础之上：其一，民主价值观及对美国民主程序的规范性信任，不认为存在系统性选举欺诈或作弊的可能性，否则就不是一届美国选举或一个美国的事情了，而是整个西方民主信心是否可以维系的重大问题了，西方盟友不相信特朗普的肆意指控；其二，特朗普主义推崇的逆全球化、美国优先及对盟友关系的欺诈与敲诈策略，带来了盟友普遍的不安全感与信任危机，拜登的基本路线是盟友熟悉、习惯与可接受的帝国霸权路线，是盟友体系稳定的规范依据，故拜登当选是盟友们的“政治心愿”。但盟友的心愿不能改变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既定的影响力和破坏性，而拜登时代的自由多元主义回调努力也将面临复杂和艰难的内外处境。
拜登的民主党路线，从规范性层面而言可概括为一种自由多元主义，主要的政治原则和政策要点包括但不限于：其一，相对彻底的世俗理性主义，对宗教信仰和热情相比共和党更加节制，承认启蒙基本价值观和科学精神；其二，多元主义和包容性伦理，对不同的移民群体、宗教信仰、文化类型与生活方式持平等包容立场，尤其对黑人权利、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利及一系列福利权利持正面肯定和积极保障的政策立场；其三，全球战略与外交政策上强调道义责任、民主价值观及普适主义，倾向于建构一种偏向公平和共享的盟友体系及帝国霸权架构，将美国国家利益巧妙融入全球化与盟友联合体系之中；其四，在利益代表和关键政策立场上，民主党倾向于代表美国本土中产阶级及全球化精英集团的利益，以普遍性的价值观和政策组合影响和团结美国中产人士及全球化精英的支持；其五，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吸收与整合了二战后历次平权运动与宪法权利运动的基本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但在平等化层面存在激进倾向，出现了对美国传统身份认同、价值观及国家特性一定程度的消解与威胁，从而引起了美国保守派力量的警惕和反制；其六，民主党追求的全球霸权是一种以民主和全球化为核心支点的规范性霸权，以盟友内部的安全与政治团结及对外的颜色革命与文化输出为系统政策的基准面，确保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道德至尊地位与文化领导权。
拜登的民主党路线与奥巴马相似，且拜登做过奥巴马的副总统，相信在基本的理念与政策立场上会高度趋同，但也会有拜登本人的政治个性与侧重点。但拜登的执政之路显然不可能是坦途，因为特朗普主义据以产生和回应的那些疑难的内外治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甚至存在进一步激化，而自由多元主义的系统方案似乎并不能安抚美国愤怒的失败者群体和美国霸权快速收缩的自然理性节律。
拜登时代的系统回调治理，即朝向“奥巴马主义”的某种结构性回归，将面临如下具有较大影响和限制效应的内外处境：其一，美国霸权体系与国家实力的不相称效应进一步凸显，民主党理想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对应的庞大治理成本超出了美国可持续的支付和平衡能力，如果民主党继续不加节制地进行全球化扩张和包揽治理成本，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土利益与全球化利益的结构性张力，加速美国的实力耗竭和系统性衰退；其二，国际体系实质“多极化”及中美关联式结构性对抗的态势逐步形成，这是21世纪全球秩序的基本事实和趋势，是不以美国单方面帝国意志为转移的全球性共识，如果美国抱残守缺，不能及时转型为多极化世界的“健康领导力量”，就会逐步遭到真正致力于多极秩序建构与全球和平发展之主体力量尤其是中国与欧洲力量的挤压，包括在国际组织治理与全球风险应对等层面存在边缘化风险；其三，美国国内种族不平等、财阀政治以及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失败家庭”问题，以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包容政策难以捕捉实质性问题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四，特朗普与特朗普主义的监视、干扰和阻挠，包括在涉及内政外交一系列政策回档的具体决策程序中，拜登政府一定会遭遇体制内（如国会和法院）的制度性挤压和来自社会层面的抗争和压制，政策闯关调整能否成功没有确定的保障性机制；其五，中美关系回调与中美经贸谈判的接力议程，对拜登是最大的政治考验。中美蜜月期不再，但拜登又不准备继续特朗普的新冷战路线，而中国早已战略警醒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安全战略和发展规划，不以美国总统及外交政策的具体变动为转移，这就可能导致拜登政府难以从中美关系上获得为国内民众及盟友认可的突破性进展，反而可能因其妥协性取向而遭受广泛的批评；其六，拜登的路线回调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重组和政治、外交规范的重构，有些是利益交换和安抚，有些是选举回报，有些是理念回溯，有些是结合当下的国内外形势与战略需求的保留，这些都需要精细辨析和重新研究，民主党是否有足够的战略平衡能力、执行人才及处理应对内外复杂风险的控局机制，以及拜登自身的精力和能力是否提供了超过特朗普的领导力支撑，都属于未知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