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韩国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采取对冲战略，进而从中保障自身利益，中美竞争的日益激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韩国在两大国中周旋的空间。实际上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5G与核心技术上全面遏制中国，韩国国内就已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韩国的影响表示出担忧，疫情爆发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与各国供应链安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韩国国内出现了要求分散对华经济依赖、降低产业链风险的声音。在全球供应链调整与中国要素成本持续提升的态势下，不可排除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将会成为韩国对外政策的议题内容，如推动一些高附加值且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回归本土、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分散至东盟等新兴生产基地的进程可能会加速。但这与中国的“脱钩”显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中、韩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一定时期内仍难改变。
具体从中、韩最终需求对主要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来看，中国最终需求的增加对韩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影响力，2015年中国最终需求对韩的贡献率已达到7.80%，较2005年增加3.88个百分点，韩国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仅次于中国台湾地区，达到较高水平。此外，从基于增加值的贸易依存度来看，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2005－2015年期间持续提高，由2005年的5.88%增加至10.2%。由此审视，韩国与中国“脱钩”的代价显然过于昂贵。实际上，韩国智库学者对韩国在中美竞争下的“选边站”也持谨慎态度，认为采取圆滑、弹性的外交政策，保持与中、美的合作关系更加符合韩国的利益。
疫情的防控情况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将成为未来一定时期内影响中韩经济合作的主要外来因素。导致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两种因素交汇影响中韩经济合作的外在环境。疫情防控状况很大程度决定了各国经济的恢复速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势必在后疫情时代更为突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尽管中韩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局部地区反弹的状况，但总体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控机制，可以确保疫情不至于造成全局性影响。
美国并没有通过对韩国等盟友采取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通过竞争降低各国对华经济依赖的动机。这也意味着能否找到可以替代中国，且可以为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盟友提供稳定生产链条的制造业基地将成为短期内决定“脱钩”能够实现的关键。而长期来看，如果欧美持续无法摆脱疫情影响，也将促使韩国等制造业国家开拓新的消费市场。比较而言，作为中韩经济合作动力来源的中国，可以依靠自身领土规模及较为充沛的资源阻止局部区域爆发的疫情造成全面扩散，从而确保内部经济的总体稳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