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国可能基于构建对华全方位经济切割的目标，将“脱钩”的压力传递至韩国。目前，特朗普政府正通过加强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构筑对华的经济合作阵线，并在积极联络其他欧洲国家及日本参与所谓的“经济繁荣网络”。特朗普政府甚至炒作香港问题，打击其国际自由港地位，显示美方有意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经济的全方位的切割布局。在此背景下，与中国产业深度融合的韩国很难自外其中。这一点在此前蓬佩奥敦促韩国将“新南方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合流中已有所体现。当前，中韩经济合作尚未受到美方显着影响，很大程度是现阶段特朗普政府忙于国内选举及对华“脱钩”动员，在国际上以日本为近期“脱钩”突破口，韩国尚未成为美方施压的重点所致。就长远来看，不可排除韩国在与中国保持经济距离问题上承受压力。
其次，所谓韩国分散对华经济依赖与“脱钩”在形式上有所相似，但在实质上依然存在差异，美、韩围绕对华经济合作深度的分歧可能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文在寅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引导投资多样化，分散对华经济依赖究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经济安全与要素成本考量的经济行为。与特朗普政府煽动的、通过政治手段强制各国与中国经济“脱钩”存在根本差异。就本质而言，“脱钩”是一种针对遏制对象采取经济封锁的战略举措。对韩国而言，与中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其与欧美发达经济体竞争中弥补国土范围狭小、资源有限等劣势的关键。毕竟，韩国所生产的高精尖产品需要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很难完全跳出中国。此外，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也是韩国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萎缩背景下不能割舍的。因此，在短期内美韩可能在分散对华经济依赖方面出现互动，但长期势必围绕对华合作深度问题出现差异。
最后，美国无法为韩国提供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补偿，相关经济成本可能成为美韩分歧的焦点。美国在冷战期间得以吸引欧洲与日本、韩国参与对社会主义集团的经济围堵，前提在于自身的市场开放，促使欧亚大陆两端国家得以放弃原有与苏联、中国的经贸联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思维，屡次掀起针对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攻势。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屡次修改中审视，美国显然不愿意承担对韩国开放国内市场而为本国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一旦韩国接受美国“脱钩”要求，放弃在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将很难获得美国的市场弥补，这种损失并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的变化而消失。因此，“脱钩”的经济成本负担问题很可能成为美韩的长期争议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