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覃重军够折腾。
他原本研究的是原核生物，在这个领域已深耕20余年，取得累累硕果。学术方面，他带领团队首次在粘细菌中发现质粒并建立遗传操作系统，全世界有20多个实验室来函索取质粒载体；产业化方面，他的团队与国内制药企业合作创建与改良了抗寄生虫药物多拉菌素等工业生产菌株，打破了国外垄断，药品销售额每年超过亿元。
可就在事业上升期，覃重军却想要改变一下。2013年，他决定放弃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将目光瞄准真核细胞生物的模式材料——酿酒酵母。
这并不是覃重军心血来潮。他觉得，当时团队正在研究的原核细胞生物的模式材料——大肠杆菌“最小”基因组技术框架是由国外科学家提出来的，很难再有新的突破。“我想做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一上来，覃重军就“脑洞大开”，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染色体的数量因物种而异，比如，高等哺乳动物人类拥有23对染色体，植物水稻有12对染色体，而“低等”真核生物酿酒酵母居然也有16对染色体，原核生物大肠杆菌只有1条染色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特定的染色体数量是否给特定物种提供了某种优势？可不可以打破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之间的界限，人为创造1个单染色体的真核生物并具有正常的功能？
“这是个只有外行才敢有的念头，一开始没有多少人觉得我能做出来，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就得冒险。”覃重军说。
现在说起这些，他显得云淡风轻，但当时没少吃苦头。首先，由于选题太过异想天开，很难申请到科研经费。
“研究所这么多研究组，就数我欠的人员费最多，是有名的‘负翁’。”覃重军说，自己科研经费一度有几百万元“赤字”，最紧张的时候先是所里给“赊账”，后来中科院从先导专项里拨专款予以支持。
还有来自论文方面的压力。整整5年里，覃重军没有发表过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