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固定投资的增加，这既是现代制造业更多依赖机器设备的特性所决定的，也基于发展中经济体普遍有更高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这一事实。然而，印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却从2011年最高时的34%降至2019年的27%，尤以私人部门投资降幅最为突出。私人部门投资下滑的最直接原因是这一时期印金融市场出现的流动性短缺。先是2013年前后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为了应对高通胀连续加息，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2014年底，又出现了企业—银行双财务失衡；2018年，非银行金融机构连续爆出重大的债务违约事件，导致央行逐渐收紧货币政策，来自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也开始趋紧，使得消费信贷大幅下滑，直接影响到印度汽车和住房两大市场。同时，原本不良贷款率已有下降的商业银行也受其拖累再度面临风险敞口扩大的危险。在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下，2019年印度固定资产投资甚至出现负增长。
金融市场的波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影响投资和产业发展的短期因素，一国的制度环境、要素供给条件才是决定中长期发展的关键。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印经济改革步伐有所加快，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推出了破产法，改变了一直以来在印度“资本难以顺利退出市场”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在全国实施了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GST），彻底扭转了印度税收体系长期以来受地区分割、行业分割而支离破碎的局面。印度经济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也实现了进一步扩大。这些努力最终使印度的世行营商环境排名在短短三年内跃升了近60名。然而，莫迪政府却始终回避投资者最关注的、不满也最为集中的对现行劳动法、土地法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对于它能否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至为关键。印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即使强势如莫迪这样的领导人，也不敢轻易作出有可能伤及广大民众短期利益的政策选择。此外，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外资的保护也有所退步。2016年，印度单边表示不再与56个国家续签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目的是希望完全废除原有协定的一项条款，即当印度政府与跨国企业出现纷争时，跨国企业可以寻求国际仲裁以获得公平处置。此外，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不足，其港口和公路运输的物流成本甚至高过孟加拉国。
与此同时，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面临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冲击。随着自动化和3D打印等技术的普及，未来全球制造业价值分布格局中“制造环节”的价值量可能进一步降低，劳动密集型特征进一步弱化。在这一趋势下，印度庞大劳动力数量带来的优势将被削弱。此外，从印度劳动力资源的技能分布来看，其中等职业教育相对落后，高等教育虽然每年培养工程技术毕业生150万之多，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由于印度制造业发展薄弱，无法构筑一个高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环境，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受阻，以致工程人才向印度国外或向制造业以外行业流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