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登辉也摸不透蒋经国内心是怎么想的。他说：“三年又九个月之间，他当‘总统’”，我当‘副总统’。一星期见他一两次，他生病之后，也曾经一个月才见一次面。当时我向他说过的话都记录在一个笔记簿里，现在当然还不是能发表的时候。但是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让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
李登辉主政的十二年中，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立场蜕变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从声称“立足台湾，放眼大陆，胸怀全中国”，很快蜕变为两岸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最后是“两国论”。这个蜕变过程就是他对司马辽太郎说的要做现代的“摩西”，把台湾带出中国。为了“出埃及”，他“选择迂回务实的道路”。他在他所写的《台湾的主张》一书中，“传授”了他的为政之道：“政治家在面对问题时，绝不能只作直线的思考……通往目的地最佳之途径，不见得是直线，有时稍作迂回，反而更容易解决问题。” 对他来说，为了要改变两岸关系，首先要稳住两岸关系。
为此，1990年10月7日，李登辉在他的“总统府”内成立了跨党派的“任务编组”“国统会”，1991年2月23日，“国统会”又通过了“国统纲领”。1990年8月底，李登辉曾就成立“国统会”的缘由向他的“资政”和“战略顾问”们做了说明。他说，他就职“总统”时提出了任期内的四大任务：“完成宪政的改革，经济的转型，外交的突破及社会心理的重建等工作。”而设立“国统会”是为了“创造有利宪政改革的条件与环境，如期达成上述的各项目标”。
回过头来看，李登辉当权十二年所做的就是这四件事：“宪政改革”就是通过“修宪”从法理上把台湾和大陆分离开来；争“国际空间”，就是在国际上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局面；改变台湾的“社会心理”，就是“建立强固的‘台湾认同’（Taiwan Identity）”，“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从国家和民族认同上“去中国化”。这“四大任务”中，核心的是“宪政改革”。至今，台湾共进行了七次“修宪”，其中六次是由李登辉操盘完成的。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利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的机会，抛出了他的“震撼弹”“两国论”。他声称“两国论”的“法理”依据就是六次“修宪”的结果。他说：“1949年中国成立以后，从来没有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国并于1991年‘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湾，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增修条文第四条明定‘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民意机关成员，仅从台湾人民中选出。1992年的‘宪改’更进一步于增修条文第二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使所构建出来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他的结论是：“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 “两国论”是他“迂回路线”的目的地，图穷匕首见。
但是，“两国论”是李登辉在“自圆其说”，由于受到大陆、岛内反“台独”力量以及国际上普遍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制约，李登辉操弄的六次“修宪”在法理上并没有取得他声称的结果。首先，“修宪”采取了“增修条文”的形式，没有直接改动本文。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宪法”总纲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虽然经“修宪”，“国民大会”被撤销，改由“立法院”行使这一功能，但“固有疆域”并没有变更。如果把“固有疆域”的“固”字改为“现”字，即变成了台、澎、金、马，那就等同宣布“台独”，大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非和平手段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将是一场“一字战争”。此外，在“增修条文”前，李登辉还不得不加上“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作为“修宪”的缘起。从法理上说，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一个中国的法律文件，是台湾任何行政当局合法性的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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