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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民族主义——后新冠疫情美中的和与战
http://www.CRNTT.com   2020-05-18 00:09:19


 
  三、中国对于欧洲国家的医疗外交

  正当各国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时,部分国家呼吁减少贸易并提高保护主义,协助抵抗此种流行性疾病。显然的,这是从疫情所建构的想像危机,利用民族主义提高国家对内与对外的管制措施。实际上,目前的危机正需要全球合作以及货物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医疗资源。

  中国大陆则是藉由国家形象重新建构民族主义,北京主要的做法即是透过对于欧洲国家的“医疗灾难外交”,特别是义大利等国,展现中国大陆作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防疫重要合作伙伴。

  义大利为欧洲南部的半岛国家,从地中海到欧洲内部成为具有地缘战略优势的国家。义大利北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和斯洛维尼亚(Slovenia)等国接壤,梵蒂冈和圣马力诺(San Marino)为境内两个独立国家。阿尔卑斯山成为义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它还拥有地中海最大的两个岛屿,西西里岛(Sicily)和萨丁尼亚岛(Sardinia)。义大利的首都罗马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核心中枢,罗马帝国曾经统治欧洲、北非与黎凡特(Levant)的大部分地区。于是中国大陆推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义大利成为北京在欧洲的突破点。

  2019年,义大利与中国大陆签署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让义大利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参与G-7的工业国。义大利则希望藉由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合作来促进国内内需的增长。此外,义国政府也藉此对欧盟展现,可以不依靠补贴政策来证明该国的独立性,并在欧盟架构内能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前义大利副总理、联盟党主席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则反对与中国大陆签署的协议。最终,义大利与其他未签署合同的国家(例如法国)相比,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未给义大利带来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合约。

  而到了2020年3月,义大利面临极其严重的新冠病毒危机。原本3月初之际,义国政府透过欧盟公民保护机制(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欧盟寻求协助,却未获得欧盟回应,此外,法国与德国还禁止出口口罩。然而,中国大陆却回应义国政府物资请求,向罗马运载30吨的监护病房设备、医疗防护物品、抗病毒药剂等医疗用品,义国外交部部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其Facebook页面发布一段运输机抵达义国的影片。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资讯和公共外交的胜利。当义国需要救助时,北京被描绘成是义大利的救世主。尽管随后德国承诺向义大利提供口罩,但义国媒体舆论已转向,认为欧盟抛弃义大利,而中国大陆却解救义大利。尽管该项物资为中国大陆与义大利的红十字会协议所运送。按照不同国家红十字会各机构间之惯例,中国红十字会在一个月前就向义大利红十字会(Italian Red Cross)寻求帮助,当时义国向武汉运送18吨物资。

  除3月12日降落在罗马的第一批医疗物资外,中国还于3月18日对于米兰(Milan)运送第二批物资。这是由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各省所出资,由于中国大陆在义大利拥有庞大的移民社区,中国大陆的企业也捐助义国其他地区和城镇。由于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相较于地缘上邻近国家的举措,让中国大陆暂时摆脱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以及后来隐瞒疫情的指谪,被形容为在需要时刻可提供实际协助的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义国总理孔蒂(Giuseppe Conte)的电话讨论提到,提议结合现有的一带一路,启动新的“健康丝绸之路”(Health Silk Road)。在此一倡议下,大国大多愿意藉鉴成功开展抗击病毒的经验教训,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分享。而鉴于新冠肺炎可能在全球流行一段时间,或再度发生,各国或者会对此感兴趣。许多义国民众认为,中国防范疫情的模式可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挽救生命并减少经济损失。

  除义大利外,中国也对于日本、伊朗、巴基斯坦与欧盟等82个国家和世卫组织、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这些医疗物资的品质迭有争议,但是,指控是否合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与该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作为。因此,习近平才会说,团结合作乃是面对公共卫生最为有效的政策。于是,在贸易战与民族主义纷扰的时期,援助与合作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

  四、美国与中国“疫情合作”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冲击,可将其视为新型态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已影响许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国家间关系乃至于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在疫情发生期间,部分国家可以比其他国家快速回复正常经济与政治活动,而部分国家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其实,早在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的代表集聚巴黎,讨论对19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大陆的霍乱联合应对措施,当时已成为国际外交的主题。然而,在20世纪,如何控制国际间军事冲突乃至于核武战争的重要性,取代控制潜在的大流行病毒。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也曾努力为民众接种天花疫苗,这为公共卫生合作提供先例。

  由此可见,灾难的发生往往会改变现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运作规范,或有机会暂时改变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为在灾难过后改变敌对状态形成与建构合作基础。即便暂时终止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也有助于国家之间在面对共同的环境与灾难威胁时,重新建构一个可以合作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的互动模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即以公开、透明方式行事,包括对于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通报疫情。此外,中国也分享病毒的基因组测序结果,以及分享疫情的控制与治疗经验,也提供有需要的国家相关医疗资源与物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呼吁,“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引领治疗技术和疫苗研发国际关系合作”。

  美国内部也有类似的呼吁。莱斯(Susan Rice)与哈德利(Stephen Hadley)曾经分别担任美国欧巴马总统与小布希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川普的前国家情报总监科茨(Dan Coats)、小布希时期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谢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柯林顿总统时期的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与欧巴马任内的国防部部长海格(Chuck Hagel)等人,都呼吁搁置分歧共同抵抗疫情。于是,一场新冠肺炎让美国内部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建立不同于川普总统的“想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是疫情合作取代川普的“操作对立的选战语言”。

  进一步来说,美国与中国间的灾难医疗合作领域,可以包括以下数项,紧急措施与公民往返问题、未来新兴疫情的感染控制、医疗卫生人员培训、医疗用品之生产与疫苗研发、流行病防范之组织与机制、管理疫情对于国内经济影响等,以及强调在美国与中国间之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当中医疗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如新冠肺炎等新兴疾病问题,国家“高筑墙”的防疫策略虽能暂时解决疫情危机,但很明显的全球共同面对这类新兴疫情的国际合作,各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疾病的扩散与其经济后果。倘若一个国家能够有效控制该流行性疾病,而邻近国家却失败,除非持续管制国界,否则该流行病仍会再度发生。此外,全球贸易与金融市场则进一步需要采取一致性行动,稳定全球经济与市场。在未来的数周到数个月当中,是否与如何做到这一点将持续受到关注。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5月号,总第2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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