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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的供应
http://www.CRNTT.com   2020-01-21 00:17:44


 
  三、文化公共产品的问题思考

  本文并非专门讨论公共产品的理论,而是想把公共产品的理论运用到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上,运用到中华文化圈的建构上,运用到文化中国的认同上,其理论假设是,祇要提供足够的文化公共产品,就会给中华文化圈提供强大的内生凝聚力,也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但问题也来了。谁是文化中国公共产品供应的主体?谁来承担这些公共产品的成本?谁能保证整个中华圈的人们共享这些文化公共产品?当两岸三地的民众对文化中国的公共产品产生歧义时如何提供解决方案?等等。就这几个问题,下面做一些简单讨论。

  按照简单的理解,公共产品是公众可以免费共享的,个人是不能独占的,正好与私人产品相反。它最早来自于公共经济学的概念,其特点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所谓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产品的整体性,比如国防,外交、安全、教育、维稳等,属于一个整体,无法切割成若干个单位,也不能归属于哪个企业或机构,它属于全体社会。所谓消费的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增加,不会影响现有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数量和品质的消费,也不会导致公共产品成本的增长。所谓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祇要在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内,人人都可以消费公共产品,这跟私人产品不同。私人产品除非拥有者允许,其他人无法享用其私人产品。

  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将公共产品概念引用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上,使之成为霸权稳定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个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大集团,愿意为集体行动支付组织成本的祇是少数成员,大部分成员缺乏为集体行动买单的内在动力,因为他们为集体公共产品支付的成本不足以获得受益。况且,个别成员即使没有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他仍然可以享用集团的公共产品。这种“搭便车”的现象,导致集团公共产品供应的不足,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换言之,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必然会造成霸权稳定的困境。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共产品的主体是谁? 一般而言,就国家而言,公共产品的供体一定是政府。政府拥有支付公共产品的义务、实力和许可权。然而,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两岸三地的法律体系不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领全中国的实体政权,这样两岸三地公共产品的供应者分别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政府机构担任。它们分别支付各自的公共产品。大陆近年因为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产生更多的国际使命感,对公共产品支付的范围和种类不断地扩大,不仅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且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公共产品。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宣布,"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中国几乎以成本价或赔本买卖为沿线国家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中国也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供应他们学习。

  在文化领域,中国提供的影响力最大的公共产品就是在海外创办了大量的孔子学院,这本来是一件善事,对于构建文化中国的认同作用巨大。一方面,中国通过汉办和侨办为海外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便利条件,包括编写教材、提供师资和举办活动等。无论是孔院还是汉办或侨办,其共同的特点是推广汉语,扩大中国影响。这不仅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也得到海外非华人族群的回应。

  然而,在寻求一个中国的认同上出现了歧义,对主权中国认知的分歧延伸到文化中国的认同上,造成两岸三地不仅仅在官方层面产生争论,民众之间也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这些不愉快发生在国际场合。例如前些年在欧洲发生的撕书事件。再有,海外中文教育本来是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产生竞争,使得他们所提供的文化公共产品产生了排他性,错失了在海外华人圈寻求文化中国认同的机会。目前主权中国英雄可以用武的空间很小,而且比较刚性和伤情。文化中国认同的活动空间则很大。实际上很多事情可分成两个层面处理,不要把主权中国和文化中国混淆,在保留各自的分歧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共识,从而化解各种矛盾和分歧。

  四、文化公共产品的供应建议

  首先应该加深对一个中国内涵的理解,区分主权中国与文化中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要认识到,在主权中国之上存在一个更大架构的文化中国,其存在的历史长度与地理跨度远远超过主权中国,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性和灵活性,使得中华民族在几千年血与火的燃烧中一次又一次的涅盘重生。重生后的中国文化不仅延续了汉文化的传统,也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因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孔孟文化祇是里面的沧海一粟。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我们一方面要遵从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坚守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也要继承历史文化传统,承认文化中国的认同在中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性,并对文化中国的建构赋予时代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要把统一中国的格局做大,不再局限于国家主权的一砖一瓦的争夺,而是发挥一种使命感: 动员整个中华文化圈的炎黄子孙,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中国国籍但认同文化中国的其他族群,全力以赴地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继续保持世界主要文明形态的地位,避免中国文化在激烈的竞争中被解构的后果。为此,两岸三地的各级政府要有使命感,为中华文化圈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

  其次,大陆要主动扮演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主要供应者的角色。理由很充分,北京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拥有丰富的人力和财富资源。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源源不断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它没有理由不为中华文化圈提供公共产品。然而在高度行政化的大环境下,为中华文化圈提供公共产品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需要具体执行部门超越本部门利益、超越商业利益。这里要总结当前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避免政出多头和部门竞争;防止个别部门把海外中国文化公共产品的供应变成本部门的自留地,造成公共产品消费出现严重排他性的现象。建议中央成立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具体名称另议)供应领导小组,协调所有相关部门利益,制订公共产品供应的战略规划,计算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确定公共产品供应的流程,明确相关部门的工作范围及其职责等。

  再次,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的供应方案要在两岸三地之间进行充分的磋商,包括公共产品的类型、内容和供应方式。有时候两岸之间难以达成协议,可扩大磋商范围,邀请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精英一起协商。这是新一轮的建国大业,是文化中国的建构过程。需要理解的是,中华文化圈的公共产品提供不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在瞭解海外华人的需求之后,根据他们的需求而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产品。对于台湾来说,它在文化中国的建构过程中有着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平心而论,台湾的政治精英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化教育,既能通古,也能博今,在文化中国建设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缺的是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文化大平台。他们的知识能量在岛内无穷无尽的选举中消耗殆尽,抱憾终生。相比台湾,香港的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较强。他们更为接受西方的文化,这是英国长期殖民政策的结果。他们在文化中国认同上的矜持态度,影响了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认同。即使这样,香港的知识精英和年轻人不应该被排斥在文化中国建构过程外。

  第四,中国文化圈的公共产品提供要与时俱进,要有创新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多的年轻人依赖于网络社交平台进行日常交流。在同一个社交网络平台上,即使来自不同族群的年轻人,他们的沟通也是顺畅的。一个表情符号,一种网络语言的表达,甚至类似火星人的文字,他们都能理解,并乐此不疲。这些行为方式,其他网络社交平台的年轻人难以理解,更谈不上沟通。在当前的条件下,还难以让两岸三地的年轻人使用同一个网络社交平台,但还是可以给海外华人圈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可以从纸质媒体入手,比如在海外建一批中文图书馆或阅览室,两岸三地提供免费的书籍和刊物。鼓励两岸三地的青年学子使用对方的图书馆,政府提供必要的免费服务。可以考虑在这些图书馆邀请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在图书馆开设讲座,与读者进行交流,讲授中国的文化传统,其费用由政府支付。

  第五,在两岸和统进程停滞的情况下,不妨概念先行,架构先行。具体来说,就是超越国家主权之争,在旁边搭建一个文化中国的架构。这个文化中国最大限度地涵盖两岸三地对一个中国的认知,以寻求两岸三地在一中认知上的公约数,因此是去政治化的、去标签化的。这个文化中国既有历史的传承,更是面向未来的寄托。在主权统一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实现文化认同的统一,从而为主权的完全统一创造条件。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是年轻人增长知识、深入社会、结交朋友、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其效果不亚于围墙内的高校教育。为此,两岸三地可以考量在政府的支持下,由第三方出资,设立各自人文旅游项目,鼓励港台澳以及海外华人的青年学生到大陆旅游,饱览祖国的山水风光,接上祖国的地气,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力。大陆青年也接受资助到台湾旅游,与当地的居民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保持密切的交流和互动。如有条件,可以资助香港学生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贫穷的地方旅游,打开眼界,增长见识,加强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六,要更新对海外华人的认知,把那些户口不在两岸三地的海外华人也视为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中国虽然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可以从文化中国认同的角度将这些海外华人纳入中华文化圈,就像以色列把全世界犹太人当做它的人民一样。现在的华人与以前不同。这些海外新华人从两岸三地移居海外,其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都已经形成,尤其是大陆出去的新华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非常强烈。但在主权至上的指导思想下,这些新华人往往受到排斥,被归到外国人一类。这跟周恩来时代的做法不一样。当时,很多非中国籍的海外华人都被中央政府定性为自己的同胞,在各项政策上给予优待,因此那时候的中国尽管没有现在富裕,却有强大的吸引力。实际上,海外新华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和香港,对文化中国是相当的认同。台湾保留了旧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书写繁体字等,但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在丢失。很多台湾年轻人受到商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在学习中国文化上下功夫。而很多香港人本来就是从大陆过去的,文化程度较低,移民海外后,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记中国文化,起码会说中国话。大陆的新移民更是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记中文。尽管两岸三地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不同,但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中国文化的环境。可是在海外,不能指望当地政府提供学习中国文化的公共产品,这毕竟要花费纳税人的钱。祇有中国政府才有实力和意愿为海外华人提供学习中文等教育公共产品。这是构建文化中国认同的大好机会。两岸三地可以携手并进,充分调动各自的资源,给予所有的海外华人消费文化中国公共产品的机会。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或是阿里山和日月潭,或是上海滩和铜锣湾;无论他们是否拥有中国户口,祇要有一颗中国心,就可以充分享受文化中国公共产品的消费。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月号,总第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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