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对特朗普而言当然是空前挑战。从战略上围堵中国日趋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逼迫中国按照美国的设计第二次“入世”,将中国的发展态势控制在美国主导的既有秩序框架内,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无论谁当美国总统。
中国也不缺谈判高手,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谈判,既要看谈判代表应对复杂局面的水平,更要看其背后有哪些国家力量工具。概而言之,就是中国早已具备的硬实力,没有硬实力,弱势一方的任何交锋恐怕都是苍白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不是一场贸易对抗就能阻止的,中国早已跨越日本当年的“5万亿美元陷阱”,只要中国保持发展定力,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以轻易切割中国的核心价值链。中美围绕国家利益之争必将展开多轮博弈,包括合作性博弈与非合作新博弈。为此,我们必须超越以往的惯性思维,掌握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应对能力,提升对贸易战的早期预警与反制能力,也要探索构建中美之间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展现出高度的国家智慧。因为,从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格局变迁的趋势来看,中美两国将是未来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担保人。这个趋势,不论美国喜欢不喜欢,恐怕都如此。
(来源:中国网 作者: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