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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不改变其“台独党纲”，则其主张的“台湾人”内涵中充满的都是“独立建国”的“台湾民族论”。 |
中评社╱题：何为“台湾人”？ 作者：雷玉虹（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台湾人”在当下是一个耳熟能详、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台湾人”通常是指居住、生活在台湾的人，或台湾的居民。与上海人、北京人一样，本是一个地域居民的概称。但近三十年来，“台湾人”正逐渐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符号，持不同立场者给予了其截然不同的解读。“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认同问题也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学界及民众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从学理上对“台湾人”这个概念的形成历史进行梳理，将会发现其并非超越时空的概念，而是近现代岛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台湾人”概念的内涵是随着岛内外政治状况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
清代之前无“台湾人”
台湾岛位于东亚大陆架的东南边缘，隔台湾海峡与厦门福州相望。大陆文献中有关台湾的确切记载始于三国时期，时任吴丹阳太守沈莹所着《临海水土志》详细记载了吴国孙权派卫温、诸葛直访夷洲（今台湾）的经过及在地的风土人情。元朝政府曾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派兵驻屯。近年来南台湾发现的唐代祖宗牌位，也为两岸悠久的交流历史提供了物证。
明朝末年，台湾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登上了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史舞台。除主要来自大陆的先住民外，还有大陆汉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日本商人都曾在台湾留下足迹。1683年清政府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并在台湾统治了212年，奠定了今日台湾以大陆闽粤移民为主的社会基础。至清末台湾的行政区域已经由清初隶属于福建省的一府三县发展到清末的台湾升格为省，内设置三府、六厅、十一县。清政府在台湾兴办教育，推行科举制度，使台湾社会形成了拥有移民的祖居地华南特色的移民社会，确立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
但在清朝“台湾”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岛上的居民被以地域、种族或血缘来分别命名。清政府将台湾居民分为“汉”与“番”两大类，将归化清朝的先住民称为“化番”或“熟番”，没有归化的先住民称为“生番”。将汉民又分为漳、泉之民与广民（客民）。官方将台湾岛上的汉人通称为“台人”、“台民”，又以移民前的祖籍地而分别称之为“漳人”、“泉人”、“粤人”，而汉人移民也以此自称。
清代台湾不但未生成具有地域共同体性质的“台湾人”概念，也罕见有地域意义上的“台湾人”一词。
在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出现的“台湾人”
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台湾、澎湖诸岛依据《马关条约》被割让于日本，遭受了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前期，面对台湾民众蜂拥而起的顽强反抗，日本政府采用武官总督对台湾实行军事高压统治。自1895年至1915年期间，殖民政府动用正规军队及武装员警残酷镇压台湾民众的各种武装反抗。例如在1915年“蕉吧年事件”中，日本殖民当局对抗日的台湾民众实施集体屠杀式的镇压，并在事后的审判中判处903名死刑，成为世界审判史上空前残酷的记录。在殖民者强大的国家机器镇压之下，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自1920年代开始由武装抗日转为非武装抗日，即在殖民地体制内争取“台湾人”的权益。
“台湾人”一词在日据早期使用的并不多。早期日本人称台湾汉人为“台湾人”时，都是为了与中国大陆汉人区分，说明台湾人民在大陆的活动；而“台湾人”一词在岛内使用时，主要是为了区分汉人与日本人。大致在日本殖民统治中期非武装抗日运动时期，“台湾人”一词的使用开始增多，台湾抗日人士称自己为“台湾人”是为了与“日本人”区隔。但到殖民统治末期，日本殖民者因为担心朝鲜人和台湾人有异心，不称朝鲜人为“朝鲜人”，而称他们为“半岛人”。相应地，为了防止“台湾人”意识的滋长，也将台湾汉人概称为“本岛人”，于是“台湾人”的提法又骤减。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官方一直没有使用“台湾人”一词。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将台湾岛内居民分为内地人（日本人）、本岛人（台湾居民）、外国人三大类。而将本岛人又分为汉人（或土人）与蕃人两大类。本岛人下分为福建、广东、其他与蕃人（熟蕃、生蕃）。1930年泰雅族人发动“雾社起义”后，日本人大幅修正“理蕃政策”，由原先的军事高压统治转变为怀柔政策。1935年6月4日日本殖民者颁布《台湾总督府训令第三十四号》，将台湾居民分为内地人（内）与本岛人两大类。本岛人下面又分为福建族（福）、广东族（广）、平埔族（平）、高砂族（高）四大类。内地人指日本人。福建族指闽南人，也称福佬人。广东族指客家人(事实上客家人也有来自福建的)。曾被称为土人、支那人、蕃人或蔑称为清国奴等的台湾非日本人居民，从此在法律上就被统称为“本岛人”。台湾汉人称自己为“湾生仔”（在台湾出生的人们），或“福佬人”、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等。
日据中期台湾岛内及留学日本、大陆的台湾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的世界潮流及大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影响下，曾出现一波非武装抗日斗争。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们与大陆留日学生共同举办“应声会”，并成立了“新民会”、“东京台湾青年会”等组织。他们通过在东京办杂志、报纸等形式表达台湾民众的诉求，进行争取台湾民众权利的斗争。他们提出“台湾人”概念来表示与日本人的区别。这时的“台湾人”同时包含有地域与种族上的涵义，指的是居住生活在台湾的属中华民族的汉民族成员之意。如林呈禄称：“台湾岛民大部分是从支那的福建、广东移住来的”，是“支那民族里的台湾人”。蒋渭水也强调“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但日据时代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中所争取可以行使参政权的“台湾人”仅指居住在台湾的汉人，并不包括先住民。在这里议会设置的对象为“日本人”、“台湾人”、“熟番人”，不包括此时被称为“生番”的高山族先住民，而且“台湾人”是与当时被称为“熟番人”的“平埔人”并列的概念。
由于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是隔离各族群的分割统治，各族群的台湾居民间并没有机会走向融合。虽然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日本大正民主期间，岛内外的台湾知识分子曾联合起来，进行文化上的非武装抗日运动及体制内要求平等权利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但最后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镇压下失败。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虽然因为皇民化运动使日语在台湾社会得到推广，但台湾社会总体上还是一个各族群彼此独立、缺乏交流的社会。先住民各族之间不能交流，就是客家人与闽南人之间也不能交流。所以在日据时期台湾各族群之间不能说已经形成共同的连带意识或称作“台湾人”的共同体意识。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表现出的台湾光复初期的情境恰好表现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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