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主义的别名可是鼎鼎大名的“民粹主义”，而这个概念可以说是社会科学术语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概念之一，这无异于欢迎本土派尽情骑劫，尽情诠释。
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展开讨论的。文章形容，“旺角暴乱”的参与者愤怒且恐惧（恐惧政权），“唯有不断地抗争，我们才清楚感受自己存在”，“我们意识到群众正酝酿一股力量，这可能催生更为激烈、代价更高的抗争，我们也仍不清楚，这股力量会将香港带往何方。”“我们相信有意识地反抗，才是香港最后的出路，这是我们身而为人的基本条件。
“意识”出现的频率甚高，却没有被清楚地诉说，正如我们不会怀疑他们有意识地发动“旺角暴乱”，他们却希望我们认为这种“意识”来自群众的群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他们说新一代香港人“天然独”，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愤怒普遍存在于公众的“基因”中，因此“与生俱来带有浓厚的单纯香港人身份认同。 他们有意识地抗争，而这种“愤怒”就“成为构建我们心理性格的元素之一，而我们的政治承诺便是“许给香港民族共同体的至善。”
文章进一步说，“群众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群众，我们甚至不确定身边这群人是不是怀有相同的本土意识……这个群体成员的身份不建立在特定立场的论述，只要“视香港为共同的家园”，就是成员。“群众是我们的伙伴，然而这伙伴关系并不互相制约、折损，我们反而必须要拥有坚实的道德立场，种种动辄诉诸道德却暧昧不清的表述方式，貌似将“本土意识”的内涵变得宽阔而包容，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本土派用本土意识吸纳群众，却未必能带着群众通往彼岸。
正如他们说，每项议题引起不同的抗争，而抗争者来自不同群体--他们是靠共同的“情绪”来相互合作，说好听点就是“民粹主义”，要玄一点就是“大众主义”。大众是没有主意的，有主意的人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成为运动的发起人。换言之，社运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情绪”而不是被“理念”感召的从众。所以“占中”这类大型群众运动中，发展到后期，生产不出新的“情绪”，只能因过度消耗而草草收场。
该文的作者对此心知肚明，知道雨伞革命以来，抗争面对的最大问题，便是群众与运动领导之间无止境的挣拗，但是顺著作者的逻辑，“本土意识”繁衍出的“大众主义”，能否为类似的挣拗开出药方？
回到“香港民族论”，它只是“城邦派”为了打一场“香港建国”的仗，而为“天然独”群众量身定造，是舆论的武器；它和“无底线抗争”这个街头的武器双剑合璧，带领年轻的信徒们走向疯狂，他们狂欢、渴望流血、憧憬死亡，他们想成为本土威权的“英烈”。
我们谈民族大义，对方也谈民族大义，但双方对民族的想象不同，我们应该如何用新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将香港青年越推越远？
笔者大胆预言，本土派真正的危机将在9月当选立法会议员后，达到高潮，议会抗争手法的交替使用，将造成混乱，人心若乱，则局面不保。而在那之前，本土派没有退路，必须再发动一场亡命狂欢，否则不能让各路人马尽情表演。只是，香港政府、香港警察、香港人，你们准备好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