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后，对美国式民主政党制度推崇备至的马英九，对过去国民党以党领政、以党干政的做派深恶痛绝，加上当时“马英九现象”流行一时，马的个人形象超过了国民党的政党形象，因此马本人有意无意地贬低党组织的作用。他所提出的“党政分际”概念，实质上是要重新塑造党政关系，推动党政分离。从2008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治生态来看，80名左右的国民党籍“立委”和10多位国民党籍地方县市长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两大势力，“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和“县市长协调会报”因而成为国民党决策的两个主要平台。由于2008年以后“立委选举”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立委”选区缩小，选举竞争激烈，大部分“立委”的问政重心在小选区事务与党中央决策中摇摆。至于县市长乃是民选，更有动力以本地民生需求为由与“中央”博弈。如此，台湾地区的行政运作，不可避免走向本土的“碎片化”，亦即“碎片”式的本土利益影响“中央”层面的重大整体施政。这些政治形势，意味着“党政分际”的实际运作十分复杂。在马英九党职、政职集于一身的时候，中央党务实际上服从于“中央政务”，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把“中央-地方关系”考虑进来，党政分际还涉及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和民意代表之间的复杂博弈，其中就有很多矛盾和张力。
“九合一”选举前后，台湾舆论一边倒地批评马英九的公共政策脱离民意，其中一个因素是马英九主导的国民党党权和“行政权”在决策时缺乏和国民党籍“立委”的沟通，多次出现虽然本党不少“立委”反对，但行政体系一意孤行、强力决策的局面。最典型的案例是，1月上旬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负责推动应对台湾高铁破产的财务改革方案，但是该案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时居然被不分蓝、绿的“立委”一致联手反对，致使财改方案失败。这就是马英九主政下国民党党权与“行政权”同“立法权”存在紧张关系的后遗症。朱立伦新任党主席后提出国民党改革要彻底“内造化”，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更多的“立委”吸纳进党中央核心决策机构之中，改善党权、“行政权”与“立法权”三者的互动关系。
2015年以来，“内造化”是朱立伦改革国民党的重要内容，但能否解决国民党的系统性问题，还是未定之说。国民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台湾政治体系的方方面面，内造化改革势必牵动全方位党政关系的变化，迫使朱立伦必须面对更多方面问题的挑战。
朱立伦时期，由于执政党党主席和“总统”不是同一个人，因此上述党与行政、党与立法、党中央与地方等关联式结构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朱立伦没有“中央行政权”，新北市市长的身份无法让他去协调各地方的利益关系，他很容易成为“最弱党主席”，各项改革举措难以落实。这其实是复杂的党政关系背景下最大的难题——一个亟需改革的政党无力推动改革，只能无奈面对支持者的失望眼神，坐视选票不断流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