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过政改要花很大的能量，撬4、5票过来，以“最低限度”通过，社会的抗衡力度会比不通过更大得多，通过后，泛民就会立即推动第二次的“占领行动”，相信比第一次的规模还要大。因为“最低限度”说明社会仍有相当的反对政改的势力，泛民就有很大的藉口说，用了这么大的能量都无法对抗极权，所以要再次出来行动，推翻极权。
如果顺其自然否决了政改，“球”就回到了泛民身上：既然否决了政改，可以要求他们提出“后政改”的理念，然后建制派开始着力在民生方面，例如房屋。
舆论和教育在香港已经不可以分割
我们可以让泛民继续搞其政治版图，他们也会遇到麻烦。因为有节目主播此前问公民党主席余若薇，推倒政改后会做什么，她是完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要保，他们就要推，但推倒后却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他们也要向广大市民交代，推倒的好处在哪里？要让他们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另一方面尽力搞民生，例如东北建设，如果可以通过，香港就会有几十万个公屋和居屋建起来，这个时候，社会的不安情绪就会得到纾缓，社会议题也由政改转移到真正重要的民生上面。
如果在解决房屋问题后，再搞文化方面的活动，社会的戾气就会消失。
舆论和教育在香港已经不可以分割，如果我们教育方面令他们听到我们的说话，舆论影响自然就会消弭。
如果我们不去缓解这些，特别是年轻人的戾气，而是继续打压，泛民有50个团体出来，我们制造50个团体去抗衡他们，社会将更加撕裂，没有办法令问题降温。我们要做的是去化解，而不是对抗。我的概念是，如果要解决香港的问题，我会着重化解、重塑，用诚意去感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