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之后出现问题，就是因为缺乏邓小平这种大智慧。北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过去与港英政府作斗争，回归之后，从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接受别人的斗争，中央和特区政府都不习惯。中央对管治资本主义殖民地并无经验，香港管治队伍则不懂如何与中央打交道，从过去最优秀的文官系统变成不会做事动辄被骂的公务员团队。港英政府留下来的班子，不了解“一国两制”以及“港人治港”，所以要揣摩中央的意思。而如何落实一国两制对中央也是新课题，比如，“一国两制”要对“两制”容忍到何种程度？不同官员的理解可能也不尽相同。
回归之后至2003年，港府自主决策却不懂如何决策，董建华就与掌控公务员系统的陈方安生发生了矛盾，中央回归前可能没有想到这些。回归后中央第一次介入是从财政上支持香港抗击金融风暴，到了2003年，中央看到香港管治出了大问题，再不出手恐香港管治要崩溃，于是政治上出手，经济上送礼，即CEPA和自由行。
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曾公开表示，特首上任时间短，管治队伍仓促组建，并非人人同心同德。所以说决策有问题，执行也有问题，哪怕决策是对的，执行也会出问题。比如，推行国民教育是理所当然，连倾向民主派的教协也认同，但负责推行国教的部门没有从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实际情况出发，主要负责官员明显力不从心，结果引起一场风波。
香港的本土意识以及两地矛盾，背景很复杂，也涉及反共意识以及民生问题，但关键在“管治问题”，例如水货客和一签多行等问题存在好几年但议而不决。本来是中央给香港“送礼”，却变成两地矛盾激化的因素，中央和特区政府都应该反思，而香港的管治出现一些问题，也与三位特首个人的能力和风格有关。当然，连李光耀也说香港特首难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