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星：管治思维需调整，培养代表草根大众的政治人才
除了刚才提到的分配问题、贫富不均、公众的质疑和不信任等问题，梁振英还需要重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这里面主要还是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牵涉到社会公正。这么多年香港经济一直在增长，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特别是中下阶层，这一点和台湾社会相似。中产阶级也是一个问题，有利益诉求、向上流动、财富缩水的问题。这些都牵涉到特区政府的管治问题，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每况愈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再往深处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就是现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集团同广大市民利益差别和冲突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激烈。刚回归的时候还看不太出来，当时中央政府希望利用大财团和商业精英帮助香港进行平衡过度。在香港回归前和初期，管治人才也多来自商业精英和港英时期的公务员，很少从下层草根中来。后来行政会议吸收了一些民建会和工联会人士，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身居要津，直接参与管治，副局长以上管治人才还是从商业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中挑选。可想而知，他们的理念和心态和社会大众的观感形成很大的落差。这么大的矛盾怎么解决？中央政府一定要想清楚。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利益上有收获，政治权利上也兼得，很多人看不惯。广大市民会觉得自己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权利，还不能用选票去监督他们，所以很愤怒。这次选举，市民的参与热情大大提高了，还没到2017普选呢，市民的参与程度就这么高了，可以想像5年以后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传统的泛统一战线思维，一定要有些调整。要想清楚利用、培养什么样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数市民和草根大众的诉求，不能同社会现实太脱节，否则香港的管治还会出问题，陷入更伤脑筋的境地。突破管治问题上的怪圈，政制设计上也要创新与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