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则是学生负担问题。体育课作业加上去，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负担增量。为了确保不增负，按照王登峰的解读是，“要把文化课的作业减下来”。一增一减是理想的做法，但现实中能否实现这样的效果，很难一概而论。大量体育课辅导班的出现，无疑也与考试政策的调整有关，不排除文化课作业减不下来，体育课作业又加上去了，若如此，恐怕就偏离了政策初衷。
梳理上述缺陷，可以确定的是，一味以考试导向作为强化体育课的手段，幷非万全之策。这也提醒决策者，切不可以为，提高体育课在考试中的权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提高体育课的专业度，探索校园体育和竞技体育的融合，从而让社会意识到体育人才的价值，继而认可体育课，这可能才是体育课地位提升的关键。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甚至也是艰难的过程，但饶是如此，也应该迎难而上，而不是一味走捷径。（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