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模式是即便事先告知和取得同意，也应该予以限制甚或禁止的情形。这里的应用场景是学校、公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基于便利和效率的需要而进行人脸识别，但具体允许到何种程度则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形加以分析。
这四种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技术应用目的所进行的利益权衡。即人脸识别技术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产生的风险以及隐私价值的权衡。
建立个人信息梯度保护制度
前面四种模式，利益的权衡都应该遵循严格、必要且有限的原则。例如，就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而言，公共机构基于特定的公共安全目的，对于特定场所和环节应用人脸识别技术，但如果扩大为对所有公共场所无差别地适用，就会给个体造成自在空间被收缩的束缚感和焦虑感；
就第三种情况而言，则是信息主体在自身的便利、效率和个人信息的自我控制与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在这种情形下，即便采取告知和明确同意的原则，如果信息主体不清楚自己的信息被如何处理甚至被交易，就会给个体自我生活失去控制的被剥夺感。所以，人脸识别技术还应该在后续的储存和处理等环节，保证透明度和信息的安全。
就第四种场景而言，在不涉及重大安全考虑的情况下，考虑到人脸识别是一种更加具有侵犯性的技术方式（弱于收集指纹），所以，相应部门应当考察是否存在其他更不具有侵犯性的替代性方式。如何以效率和便利的前提下，考虑人脸技术在这种场景下的运用，将会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总的来说，这四种模式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在允许性方面的规制是逐步增强的。相应地，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是在逐步增强。通过区分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场景的利益的权衡，从而建立对于个人信息的一种梯度保护制度。（来源：新京报 作者：毕洪海 插图：赵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