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长沙那位被害男童在新闻中化名为“琪琪”。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前不久大连那位被未成年人杀害的10岁女孩，也同样化名为“琪琪”。两个“琪琪”的遇害，其实都幷非没有征兆。大连那个未成年的凶手，在小区里就多次有过尾随、骚扰女性的行为，但幷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长沙事发小区，有两名业主先后提醒物业公司，他们遇到另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对孩子做不雅举动，但物业公司幷没有察觉到隐患的存在。有没有哪怕一丝的可能性，存在某种预警机制、或者某种“爱管闲事”的社区机构，对那些未必明显的征兆做出及时反应？这也许是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于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国家其实是有相关救治救助规定的。在实践中，很多地方也都按照“应治尽治、应管尽管、应收尽收、应助尽助”的标准去实行，有的地方还建立了“街不漏巷、乡不漏村、村不漏户”的摸排跟踪制度。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幷不平衡。长沙那位行凶者，前不久才和父亲搬进事发小区，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患者，显然他就没有受到应有的跟踪与管控。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疏漏，却导致了令人痛心的悲剧。
发生在长沙的这起悲剧，也促使人们思考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只有让群众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去，才能从微不足道的“征兆”中去发现隐患，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来源：北京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