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国家法律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也不可能完全与每一起突发个案的情况都相匹配。恶性刑事犯罪的涉案者年龄可能还会降低，这可能是某些极端个案，也可能确实是因为具有普遍性的小孩身体和精神发育状况变化，立法对社会现实的跟进需要有更充分的调研。
此前也不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建议引发热议。最近的一次就在今年3月，有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关于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建议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客观地说，国家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也有调整，新修《民法总则》也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由10周岁下调至8周岁，但民事责任与作为最严厉法律手段的刑法所涉及的刑事责任还是存有一定差异，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需要严谨的立法程序，终究“远水不解近渴”！
相较于此前因加害人未成年而简单释放的个案，此番大连警方主动适用了收容教养条款，其后续执行情况以及长期的效果评估可能更值得关注。现行刑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适用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矫治等内容都有原则性规定，实践中从少有适用到开始改变，不光是收容教养机构的设立和网点普及，也包括具体收容教养过程的细节完善，对心智不成熟甚至已有极度恶性行为记录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和干预矫治，收容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需要权责部门、专业机构的摸索和完善。（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