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有助于让特区的制度体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为深圳在创新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等方面打造全球标杆城市，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营商环境。
之于人，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人是经济社会活动中能动的主体，良性的制度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设立特区40年后，再次出征所拨动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创新能力和环境，这是经济社会增长的皇冠，这方面深圳同样有着过往亮丽的业绩。
不得不说，过去的四十余年，深圳特区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灯，源于这座城市涌现出了如袁庚、梁湘等一批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将。没有他们坐镇深圳，深圳很可能会与其他四个特区一样，难以担负起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灯的重任。
深圳的成功，与这些改革勇将不计个人得失、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前重任在身的深圳，能否进一步弘扬以开放促改革的精神，为改革者提供充足的试错容错的空间，以及为改革者提供激励约束相兼容的体制机制，无疑左右着深圳能否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一任务。
当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为深圳绘画出了壮丽的画卷，这也需要深圳能够充分领会中央精神，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探索出能够敏感适应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矩阵，幷在这个制度框架下不断孕育一批又一批敢闯敢拼、敢为天下先的真正改革者。
如此，深圳才能真正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来源：新京报 作者：翟秀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