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文明养狗不管从监督角度，还是从提供场地有利于文明养狗的角度来看，本质上都属于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当然可以依靠居民自发来解决。但应该看到的是，居民们能达成这样长达五六十年的强力协议，本质上是一种严格的“自我约束”。
那么，既然有这个能力了，为何不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呢？何不用“集体协调”取代“自我约束”，进而去争取更好的公共服务呢？
比如，在小区开辟一块场地，定时专供遛狗。再如，业委会、居民委员会对于不文明遛狗，进行积极主动的干涉。如果遇到不听从者，报警后，一定要以法律为原则，要求警察严格执法。这种自我协调的能力大可扩展出小区，惠及周边小区，在政府的公共规划中，争取到更多的绿地、更高效的使用。
小区禁止养狗公约，虽然也算一种办法，但幷不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之道，更多的是一个噱头。
当然，这另一条路道阻且长，没有小区禁养狗来得痛快。且不说，这种痛快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解决公共性问题的一个大陷阱。就拿禁养狗来说，在不伤害公民权利的情况下，小区禁养狗根本无法执行，反过来说，如果要坚决执行，必然需要法外力量。（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远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