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总转发了这则情况通报，有人在评论里问他，“信息来源还接着查吗？还是到此为止了？”
“很难，但不会放弃。”花总回复道。他认为，“只要短期内不会再有人随便发布别人的身份信息，这就是我付出这些代价的价值”。
在“2018个人信息安全大会暨首届南都‘啄木鸟安全奖’颁奖典礼”上，花总拒绝了南都打算颁给他的“隐私斗士奖”。“我有什么好斗的呢？我真的怂了”。奔波了近两个月，花费十多万元，到现在，信息泄露源头在哪，花总仍不得知，“非常难受，但只能死磕。”
实际上，在个人信息保护维权路上奔走的花总幷非孤例。据香港特区个人资料隐私专委黄继儿统计，2018年全球有超过14亿人的数据遭遇外泄。隐私泄露几乎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人信息安全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始终牵动着公众神经。个人信息安全如何保护早已不再是“个人”的事。
而仅依靠个人对信息泄露维权追责，力量显然十分微弱。“隐私保护和数据治理是普遍的社会性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李林日前表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广大网民都应该积极发挥作用，共同参与，切实推进他治、自治和共治结合的协同治理。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近40部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和200多部规章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李林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目前中国立法机关已经把“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列入国家五年立法规划的第一序列。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即将到来。
此外，北京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常务副院长张平建议，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在法律法规之外，还应建立集体诉讼的制度以及对隐私与数据应用的社会监督机制，推动企业更加合规地完善信息保护。（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张均斌 实习生：司雯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