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收容教育制度打乱了刑法和行政处罚之间的秩序。刑法对轻微刑事犯罪的处罚，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6个月以下的拘役，不予关押的管制，还有定罪免刑的规定。收容教育针对的卖淫嫖娼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幷不是犯罪行为，却可以限制人身自由6个月到2年，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比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还长。
此外，《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各种行政处罚方式，比如警告、罚款、拘留等，可是幷没有将收容教育处罚纳入，但收容教育本身又是比较重的行政处罚，这就矛盾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嫖娼也有相关规定，本身法律就规定了处罚方式，为什么还要加一种收容教育这种处罚方式呢？
华商报：能否以案说法，分析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程序违法？
朱征夫：2014年影视明星黄海波因嫖娼被行政拘留15日又被收容教育6个月，就曾引发广泛争议。
随着法治进步和法律意识提高，老百姓对这一制度的质疑也比较多，执法机关也会觉得它有缺陷。所以，现在用得相对少。我注意到，有些地方一年也就十几宗相关案例，有些地区现在根本就不用了，因为它存在程序上的问题，容易被某些权力滥用。
华商报：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朱征夫：目前各界就废除这个制度已经形成了共识。废除这一制度，最大的意义就是保护了人权，完善了法治，同时也提高了宪法的权威。
目前来看，“收容教育”被废除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由最高立法机关主动建议有关方面提出废止的议案，最终如果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那就意味着在中国延续27年的收容教育制度将被彻底废止，三项“法外之刑”都将被彻底废止，作为法治进步的推动者，确实难能可贵。这标志着我国法规事后备案审查机制具有了刚性，有点动真格进行审查的意味。（来源：华商报 记者：燕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