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处“硬伤”不符法治精神
历史产物自然也能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正如沈春耀在此次报告中所述，“收容教育制度实施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制止不良社会风气蔓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收容教育制度在法律上存在的多处“硬伤”也不容忽视。
“硬伤”一：不符合立法法。2000年公布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也就是说，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不能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因此，收容教育制度不符合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
“硬伤”二：与治安处罚法相抵触。按国务院制定的“办法”，公安机关的收容教育是一种行政处罚，但该行政处罚幷没有明确包括在2005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列举的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中。行政处罚法第九条更明确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收容教育制度既不是由法律设定，也给执法实践造成困扰。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幷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可收容教育制度，在规制上明显更严。这两种标准，导致执法过程两种选择，无形之中也给权力寻租提供了弹性空间，导致执法的公正性备受质疑。
“硬伤”三：与刑法确立的刑罚秩序相冲突。刑法对轻微刑事犯罪的处罚，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下的拘役、不予关押的管制，还有定罪免刑的规定。收容教育制度针对的卖淫嫖娼是行政违法行为，幷不是犯罪行为，却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六个月到两年，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比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还长。
中国的立法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是采取法律而非“决定”的形式。立法法由全国人大通过，其法律位阶显然要比“决定”高。有法律专家指出，无论是从“新法优于旧法”角度，还是从“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角度，收容教育制度都不符合法治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