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像旺角暴乱中暴动罪的判决，梁天琦的个案就可以说明问题。这一次很多示威者的暴力与破坏性远超过梁天琦他们的旺角暴乱，相信法官不会做出一个严重偏离普通法传统下常规法理与裁判基准的判决。即便有一些人被轻判了，但仍然会有一些典型的判例出现，这些就足以去威慑违法效仿者，足以去打击支持暴力活动的直接攻击人士及其背后的策划者。关键是，刑罚责任的确定性和威慑性可以构成对黑衣青年人有效的法治教育和惩戒。
我们要坚持对香港社运暴力的“零容忍”及强大的舆论批判，但同时也必须坚持“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既定法治程序，给香港法院和法官最低限度的信任、期待与空间。相信香港法官亦不可能严重偏离法治，违背司法责任与道义，作出自我羞辱性判决。给香港法治一些耐心与信心，是维护“一国两制”的必要精神条件。
再回到民意立场问题上。民意转向是以法治方式推动运动收尾的关键性指标，这一点与2014年占中运动非常相似。这一次运动的暴力不断升级与很多市民的仿徨观望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危害的估计不足有关。
随着中央日益清晰地判断这场运动的性质，以及这场运动本身造成的破坏性在各行各业的呈现，市民在各行各业感受到民生秩序、民生利益受到了普遍破坏，经济下行日益明显，具体利益受损及生活痛苦体验日益上升。
民意会日益理解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在表面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之外，又有什么样的政治企图和极大的破坏性。民意应该转变，会逐渐地并且是确定地朝着支持法治与支持政府管治的方向去演化。这是止暴制乱最有力的一个保障。当香港的主流民意稳定持续地反对暴力、支持法治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基基本就消解了。
这场运动同样引发人们对“一国两制”可行性及其未来的某种忧思。“一国两制”这一次受到的冲击不是来自于孤立事件，而是回归过渡期与回归以来一系列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矛盾的积聚，也包括港英政府留下来的很多钉子，设下来的很多陷阱。还有特区政府在回归之后，关于房价调控、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地产霸权的规制方面存在的一些欠缺，如此累积而来。更有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影响力自各个方面渗透到香港，整个香港对于自己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方式存在着未来主义的忧虑和不理解，以及对国家整合进程的不认同。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一次运动中强大的对抗力和冲击力。
“一国两制”未来应该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融合发展的方向演变，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会分别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秩序之内更好地承担自己的角色与责任，让香港社会尤其是让青年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全面准确的“一国两制”，国家的发展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大湾区以及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对香港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命运，还是一种简单的偶然性机会。这些调整与转变都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各司其职，在“一国两制”分配的角色当中不回避、不缺位，更好地填充自己的责任，弥补在之前回归的22年当中角色和功能的缺失。
这是“一国两制”的一个中期体检，体检之后是全面的康复和发展。各个主体应该寻找到自己的角色，更好地承担责任。只有这样，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实现二次腾飞，而“一国两制”的制度生命力与对外影响力才能得到最好的证明与释放。
来源：中国网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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