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该法案所谓的初步“发现”中可以看出对中国不加掩饰的敌对立场的思想框架。该法案充斥着对中国政策和行为的令人吃惊的、断言性的陈述，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事实记录。
美国不安全感的产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从根本上否认与中国共存的可能性，这种有关中国的冷战式断言削弱了双方管控经济和军事竞争以避免出现上述结果的能力。
“战略竞争法案”在许多领域对中国的看法是极端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为其步履维艰的经济增长寻找一个外国威胁作替罪羊，证明美国人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是正确的。两大政党都表现出了这种对中国的妖魔化，这也为加强许多政治家所希望的所谓两党合作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凡此种种体现了华盛顿在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上的新“共识”存在着最严重的错误。以如此直白和充满敌意的方式描述中国构成的挑战，幷提出如此极端的政策解决方案，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盟友和友邦的担忧——美国正致力于与中国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冷战，从而降低与他们进行大为需要的协作的机会。
国会议员和拜登政府应该不仅拒绝“战略竞争法案”中对中国的妖魔化措辞，而且还应当拒绝其中最过分的、自讨苦吃的提议。相反，他们应该就如何对待中国提出一种更平衡、更以事实为依据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反映威胁和挑战，而且反映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的机遇。“战略竞争法案”可能为华盛顿的所谓两党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它无疑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