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利益的角度，我觉得中方需要强调几点：
首先，新冠疫情是不可抗力。同时，要让外界信服，我们提供的经济数据要真实透明，经济分析工具要国际化，支撑提出磋商的社会和经济数据需要得到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
其次，协议中中方承诺完成的国内改革内容不打折扣。例如，商标法、行政许可、技术进口管理等法规的修订，都是有承诺在先的。这些方面，我方应尽最大努力兑现，以取信于世人。
预判二：药品和医用产品领域“脱钩”的压力会加大
美国的制药回流论已经存在十多年，其逻辑与稀土自主供应论相同：对中国依赖程度过高，担心被“卡脖子”。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研究报告，以描绘、分析美国的进口药品依赖为主题。
通过比对几份常被引用的报告，我发现，与中国在药物领域脱钩的声音起源于2008年的“肝素钠事件”。肝素钠是从猪的内脏中提取出来一种物质，其制品在人体内外都有抗凝血作用。2000年，美国企业SPL（Scientific Protein Laboratories）在中国江苏省常州市建立了一家肝素钠生产基地，半成品供应给百特公司（Baxter）去制成药剂。2007年该药品在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四例病人的死亡被归因到这款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做了溯源调查，从两家公司在美国维斯康辛、新泽西的药厂开始，最后查到了SPL在常州的生产基地。2008年常州生产基地因被认为整改不到位，失去了向美国药厂出售原材料或原料药的资格。事后，美国FDA强化了对进口药品的质量检测和监管。
“肝素钠事件”之后，中国出口美国的药物没有再曝出过严重的质量问题，也没有出现过中方行政干预药物出口的报道。但是，智库报告、美国国会听证会的不断出现，“美国人的药瓶子控制在中国手里”一类的舆论，慢慢开始流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