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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希望不能完全寄托于报复性消费
http://www.CRNTT.com   2020-03-22 08:50:29


  中评社北京3月22日电/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2020年一季度经济活动遭受不小冲击。在国内疫情拐点已然可见、国外疫情未到峰值的情况下,如何让经济尽快复苏,成为当下最重大的课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指出,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补上“断点”。同时强调,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新京报发表专栏作家徐立凡文章分析,首先应看到,虽然疫情在2020年开局就打断了经济稳定增长的节奏,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未被动摇。所谓潜力,主要看政策调控空间和应对突发性风险的资源调动能力。而这两方面都没被疫情真正冲击到。

  当然,对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既包括内部冲击也包括外部冲击。而外部冲击对于外贸和金融这两“稳”的考验,尤其严峻。

  当下,外部风险已不只是单边主义肆虐,还包括疫情肆虐。美欧等疫情多发地,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政府防疫思路不统一、调控能力参差不齐,不仅让中国在下一阶段面临输入性疫情的新挑战,还导致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破损。实际上,这种趋势已很明显。而这将使得中国的外贸企业面临较长周期的风险。

  此外,各种因素叠加下,3月以来美、欧、中东金融市场的恐慌水平已达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程度。估值过高、大量的赎回需求和程式化交易,迫使各种资金夺路而逃。

  严格的金融监管虽部分阻断了这种恐慌情绪在中国市场的传导,但美欧的零利率-负利率政策已持续时间过长,边际效应趋于零,至于重启QE等公开市场操作能实现多少预期效果也待观察。这种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很大。部分经济体在疫情和经济双重压力下,未来有可能走向贬值竞争,也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难以确定的汇率风险。

  文章指出,尽管我们有灵活的调控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和确定的新兴战略产业等诸多工具可用,但不能依赖于对存量资源的消耗上,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疫情结束后势必出现的报复性消费上涨。报复性消费更多具有统计意义,而难以持久。

  因此,经济尽快复苏,除了用好存量资源,还要把目光转向拓展增量资源上。从根本上看,疫情增加的是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风险,仍属制约“六稳”的“三期叠加”因素中的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与外部风险挂钩不好控制,但制约“六稳”的内部因素仍然可以致力消减,特别是体制性因素。

  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问题。去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企业降低了2.3万亿元成本。面对疫情,中央财政有必要承担更多减税降费成本,尽快推进消费税后移,同时加大央企利润划拨社保的力度,适度减免地方因防疫,在实施社保费用缓交、企业租赁场所租金减免、经济活动减少等方面新增的负担。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就是要持续优化央地财政关系。

  微观层面,要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企业是恢复经济的主角,其中民营经济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抑制企业运营成本、减少劳资矛盾、稳定企业员工预期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但民企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虽然各地政策都规定对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但民企在融资方面仍然经常被卡。因此,应大力增加专门针对民企的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适当延长还款期限,让民企有充分信心应对不确定性。折射到体制性因素上说,就是要提高其国民待遇。

  实际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优化央地关系、扶持民企等,此前也一直都有部署。这些部署不能因疫情而中断,相反应更有定力、步子更大。如此,企业才能保持信心,稳定预期。

  总之,有了稳预期,才能有“六稳”。而稳预期不仅需要存量资源对冲外部风险,更需要在挖掘内部潜力、消除体制性障碍上尽快展现成果。保持内外兼修,经济运行就可尽早复苏,重归稳定增长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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