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企业除了接受来自国家政策的帮助，自身也需要积极做出应对。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且转型的时间可能比预期的漫长。传统产业本身就有一个向头部集中的优胜劣汰的过程，即便没有疫情，一些传统的偏低端产业也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全球都一样。
日本、韩国、德国在二战之后都出现了经济高增长之后逐步放缓然后转型的过程，转型过程中很多企业日子并不不好过，但并不影响整个国家最终成为发达经济体。
这一过程对很多企业一定是痛苦的，作为中小企业一定要对自身所处的行业有全面的认识，一味地依赖政府和社会救助，只是解决一时问题，不能够解决长远问题。
既定政策有待调整
第一财经：你认为，如何通过短中长期经济政策和改革组合，走出冲击，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李迅雷：需要重新调整2020年既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下我们最大的期望还是放在财政政策上面。
假设在悲观预期下，疫情将对GDP增速带来的拖累达到1个百分点，大约需要增加5000亿左右的投资和消费来对冲，才能起到稳增长的效果。
因此，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建议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上调至3%，即增加约20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支出。横向比较看，日本财政赤字率7%左右，美国4%左右，中国到3%，并非不可接受。
把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设在3%是根据西方国家情况做出的，西方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政府所拥有的资产规模非常小，举债能力也就有限。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政府部门的所拥有的资产规模是非常巨大的。财政赤字率上调至3%，甚至暂时调整至翻倍都是可行的。
另外，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去年四季度开始的降息还将持续，从今年一季度开始还应全年加码降息降准目标。
第一财经：还能做些什么来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李迅雷：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还应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如果能新增财政、货币投入和社会捐款这三项共5000亿左右形成的投资或其他各项支出，则基本可以抵消此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对高收入阶层尚未有有效的增税工具， 如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估计中短期内都难以开征。过去扶贫主要靠国企和少部分大型民企，高收入人群通过捐赠方式，既能填补社会急需资金，又能侧面调整社会结构、缩小收入差距，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保障。
我们需要在捐赠制度上进行改革，通过规范和做大募捐事业，来倒逼社会透明度和诚信度的提高，推动政府部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服务意识，提质增效。
此时此刻，就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 张苑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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