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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文化及其交流
http://www.CRNTT.com   2006-05-31 15:08:39



古代,泛珠三角地区生活着土著居民,早在3000-4000年前云南生活着氐羌族先民,其文化特征与西北内陆文化,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文化有联系,但不同地区民族有不同称谓。商周以来,在云南、四川大抵活动着氐羌、百越、百濮三个族群,后不断分化,形成新的族群。大约在西元前5世纪,滇国在以滇池、洱海为中心形成,其居民以百越、百濮为主,有龙图腾崇拜文化特质,是水居民族。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云南羌人“九隆神话”,即说一妇女生十几个小孩碰到水中沉木化成龙的故事,与后世各民族龙图腾崇拜相类。这与珠江中下游地区龙母崇拜一脉相承,展示珠江水文化从它发生伊始,即有共同起源和传承关系。汉晋时期,云南有滇、靡莫、僰、雯、嶲、昆明、斯榆、桐师、嶲唐、哀牢等部落族群,有些接受汉文化,生产技术比较发达。如西汉末年,今云南昭通僰人已学会种植水稻和冶铜,出土大批各种造型青铜器,显示僰人有发达文明,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评关于僰人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滇中和滇东北,三国时,以上这些部落经过分合,形成滇西白蛮、滇东乌蛮,直到唐代,逐渐形成今日属藏缅语系的各民族,其中白蛮成为今日白族、纳西族、僳僳族;乌蛮则为今日哈尼族、怒族、独龙族等。他们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是珠江上游在云南地区历史文化基础。

云南中部和东南部、四川等地,先秦同时还生活着古越人和古濮人部落以及华夏人。而四川,秦汉的汉移民不断到来,巴蜀文化被改造,到西汉晚期,巴蜀已无蜀语,完全为汉语取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人“染秦化”,“汉家食货”,“称首”,汉文化成为当地主流文化。到汉晋时期,古越人和古濮人由于远离中原而未被汉化。唐代,原居滇西今保山一带及其西“滇越”人被称为黑齿、金齿、茫蛮、白衣、白夷、摆夷等,后他们成为云南傣族祖先。而据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在滇西南尚有闽濮、身果濮等族群,唐代开始分化,后发展为今天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等。云南东部因系珠江源头,百越系民族通过珠江水系将沿海文化转入云南,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化事象,证明云南为沿海文化西进交汇地区。如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头嘴山及滇池东岸均出土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与广东曲江马蹄坪、珠海拱北、海南岛坡村出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云南新石器夹砂陶与广西桂林甄皮岩、福建闽侯县石山、台湾台北大盆坑、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同类陶器文饰、风格相同。又据有关史书记载,古代东南沿海流行“魋(椎)结”、“断发”两种发式,而珠江流域也如此。《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其(按指夜郎)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此皆魋结”,表明云南百越先民,与东南沿海越人有共同民俗渊源,应是民族迁移中带入云南的。又云南出土近万件青铜器中,有不少与巴蜀、岭南、东南沿海文化有紧密关系,如滇文化中有不少四川三星堆青铜文化图案,包括以人、鱼、鸟等为主题内容,滇式兵器也充满浓厚蜀文化色彩等。又如靴形铜钺,即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广西恭城、平乐银山岭、广东德庆、广宁出土的相同,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些器物上还有猎头、蛇图腾崇拜、文身、牛祭等造型与饰纹,与东南海沿海古越人习俗几乎完全相同,反映彼此间非同寻常文化往来关系[2]。

此外,古代云南还生活着百越系其他民族,有“僚”、“鸠僚”等族名,后发展为今日壮族、布依族和水族。壮族今日以广西为最大居地,以民族渊源关系,滇桂壮族文化一脉相承,具有共同文化特质和风格,成为区域联系和发展一个基础。

位处西江支流北盘江流域贵州,以行政建置渊源关系,贵州地域文化因邻近省区地缘关系而呈多元特点。贵州原住居民,春秋时有骆越,亦为百越一支,汉唐至宋发展为僚、濮、蛮、番等,即今仫佬、布依、侗族、水族祖先;秦汉时“五溪蛮”迁入黔中,以后发展为苗族;汉以后迁入叟族,后发展为今彝族;元代回族随军入黔。明初贵州设省和大规模“改土归流”,汉人相继入居,汉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交融、整合,形成今日多元并存、各具文化特质黔贵文化。

唐代及其以前,贵州东部文化深受楚文化影响,北部受巴蜀文化影响,而南部受八桂文化影响。这在古代贵州文化特质即充分表现其自身及与周边文化血肉关系。如属“骆越”一支今布依族,一称“水户”,即生活在南北盘江、红河水流域,有本民族语言,具有稻作文化特质。布依语地名中,以“纳”(水田)、“董”(田坝)为起首地名甚多,如罗甸县“纳善”、“纳岔”、“董王”、望谟县“纳衣”、“纳坝”、“董万”等。贵州土著居民很早就从事农耕,栽培水稻,与珠江中下游地区一样[3]。布依人住“干栏”,对歌择偶,实行二次葬等,与壮、黎族相同。又贵州盛行傩文化,乃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但宋以后在中原消失,在南方则仍广为流行,包括湘、赣、滇、黔、粤、桂等地,形成一个多民族参与傩文化圈。傩文化与巫文化有很深渊源,巫文化是楚文化一个特征,而巫文化扑朔迷离,众所周知。《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楚蜀文化颇多共性。屈原《楚辞》多取材于巴山巫峡之间绮丽迷幻巫文化,如《离骚》、《九歌》、《招魂》等许多篇章即如此。这种影响历久不衰,延续到近代。但楚文化也是百越文化一部分。尧舜时代,越人高固为楚相,传在南海即今广州设楚庭,岭南受荆楚文化感召已见端倪。春秋为楚历史文化形成发展时期,冶金技术达一流水准,南音之兴、楚歌之盛,在中国古代文化舞台上蔚为大观。而这时岭南才进入青铜时代,迫切需要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故荆楚文化也易于为岭南吸收。楚也在此时开始向南扩张,“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4]。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 [5],荆楚文化更长驱直入岭南,在以下方面影响岭南文化,并融为岭南文化一部分。

一是稻作文化传入。虽然曲江“石峡文化”已证明三四千年前岭南已有人工稻栽培,但楚发达的稻作文化仍然会扩张到岭南。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之称,皆来源于周夷王时五仙人骑羊衔谷穗降临楚庭这一传说。按楚芈姓,原为羌夏族一支。《史记•楚世家》曰:“芈姓,楚其后也。”芈即羊的叫声。则五羊传说可能象征楚人五个支系,将稻作文化传入岭南,因为神话多少带有某种真实根源。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指出:“它讲的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楚人蚕食诸姬,汉阳姬族不胜楚人压迫,逐渐沿湘水流域,向南移徙,同时携其家畜、农作物,传播于南方,是为吾粤入开明文化之第一步’”[6]。

二是青铜文化传入。岭南出土春秋青铜器,除了具有中原风格以外,再有则与江淮楚地风格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随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铜罍、壶、足、盘,以及全省春秋战国墓所出土的青铜剑,部分戈、矛等兵器来自楚地或受其影响。这类器物大部分发现在西江流域,少数在北江流域,甚至在湛江也发现楚式青铜剑、斧和削刀等。它们正是楚越交通方便地区,无论从器物风格还是地缘上看,都显示岭南青铜文化是在荆楚文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包含有荆楚文化因素。实际上楚越青铜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三是城市文化嚆矢。广州古称番禺,而番禺起源于“楚庭(亭)”。先有楚庭,继有五羊降于楚庭的神话。这个“楚庭”有多种解释,嘉靖《广东通志》认为楚庭是城,称“楚亭郢在番禺”。万历《广东通志》卷7也说:“开楚庭,曰南武。”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称:“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7]。此外还有一些筑城记载,出入也颇大,时下争议也很多,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不管怎样,广州筑城,与楚有关,而将楚庭理解为城中官衙,也标志着荆楚文化渗入广州。以“楚庭”为代表的番禺城市出现,表明岭南城市文化自此开始。番禺很快成为南方多种土特产集散地和全国著名都会之一。

四是移风易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之前,岭南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盛行二次葬,石峡和佛山河宕文化遗址证实了这一葬俗。春秋中晚期,受荆楚文化影响,同时也由于奴隶制出现,岭南有些地区改变了这种葬式,代之以棺椁制[8]。当然二次葬仍在许多地区保留,并延续至今,但荆楚文化毕竟起了移风易俗作用。秦灭楚后,不久岭南也归入秦王朝版图。荆楚文化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转而为强大的中原文化所代替[9]。泛珠三角一个主体两广为岭南大部,秦汉为百越人居地,包括南越、骆越、西呕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尽少康之后也。”这其中亦包括岭南民族。这些百越人从汉到唐,相继发展为乌浒、俚僚、俍等族称。如东汉灵帝时(168-189年)“郁林太守谷水,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万” [10]。实际上乌浒人居地很广,“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广州之南、交州之北” [11]。在乌浒人之后,才出现俚僚、俍等族,他们分布“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一带皆有之,地方数千里” [12]。这些地区含今广西东部,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到宋代,部分俚人接受汉化,部分或退入山区,在海南岛的称为“黎”,在广西的称为“僮”,1958年以后改为壮,以及后称的布依、侗、黎、毛南、水、仫佬族等,后又杂居着瑶、苗、汉等民族。故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昔人言,广西之境,大约俍人半之,瑶壮三之,居民二之”。其中少数民族大部分与今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相同,其少数民族文化特质相同或相类,如住干栏,善铸铜鼓,善水善舟,盛行屈肢葬、二次葬等。如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过来屈肢葬,在珠江流域多处发现,桂林甄皮岩、柳州鲤鱼嘴、横县、邕宁、扶绥,广东遂溪鲤鱼墩等,都有这种遗址。而现代民俗资料,云南永宁纳西族、四川木里普米族、广东连县瑶族、桂西天峨、隆林等地壮族,直到民国末年仍保持类似古代流行屈肢葬习俗,反映云、桂、粤、川等地先民,相信灵魂不灭,沿袭远古祖先生前坐着休息,死后保持蹲坐姿势葬式,成为这些地区共同葬俗,反映它们有着共同文化渊源。与此相类的二次葬俗,也广见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也是古越族葬式遗风。战国时作品《墨子》记“楚之南有炎人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 [13]。《列子》也有类似记载:“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刮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这种葬俗至今仍大量留存于各地,如广西全境,在广东粤西、粤东、粤东北乃至海南、雷州半岛,都可见山野间、田埂边一个“金罂”(骨瓮)或贮放这些金罂的“阴屋”,显示共同丧葬文化景观。

 注 释: 

[1]梅契尼柯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9.

[2]欧鹍渤.滇云文化.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8-39.

[3]黄涤明.黔贵文化.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05.

[4]国语•楚语.

[5]史记.卷65.孙武吴起列传.

[6]岑仲逸.五羊故事与广东文物特辑.广东文物特辑.1948.

[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二.

[8]  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74. 

[9]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30-31.

[10]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

[11]李昉.太平御览.卷786.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12]万震.南州异物志.

[13]墨子.卷6,节葬下.

 (作者:司徒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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