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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展示泛珠三角文化共性
http://www.CRNTT.com   2006-05-31 15:07:44



铜鼓是古代南方越人神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在泛珠三角大部分地区都有过广泛使用,并留存至今。它们分布和文化共性,充分显示泛珠三角具有共同文化源流。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用石器和弓箭武装起来的原始部落,毕竟是非常软弱,甚至是无能为力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约在夏代,中原人首先放弃了已使用数十万年的石器,踏进一个崭新的青铜时代。而珠江流域,由于社会的历史进程滞后,直到商末或西周,这个时代才姗姗到来。自此,珠江文明才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学术界对岭南的青铜时代和相应的奴隶社会问题还有很多争议,但对存在过不发达的青铜文化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时期的遗址发掘表明,三四千年前,古越人已用自己的双手,铸造出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各种青铜器件,特别是铜鼓,文化内涵丰富,技艺精湛,在我国青铜文化史上独领风骚上千年,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由于珠江流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青铜时代在早晚和青铜文化的水准仍有一定的地域差异。铜鼓的类型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尤为明显,并有从珠江中上游向下游传播之势。

先秦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处在部落联盟社会,如以滇池、洱海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古“滇”国;也有少数地区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如北盘江流域所在的夜郎国。这时青铜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军事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武器。据近年统计,云南出土的近万件青铜器中,有起土用的铜镢,中耕用的铜锄,收割用的铜镰,砍伐森林、开辟耕地用的铜斧,祭祀用的铜牛,捕鱼用的鱼钩,多种用途的铜鼓等。云南是我国有色金属之乡,铜出产丰富。后来,《汉书•地理志》说:“俞元怀山出铜”,俞元即滇池以东南盘江流域的澄江、江川、玉溪一带。该书还记载今个旧、蒙自、峨山一带产锡、铅、银,都是冶炼青铜合金的主要原料。所以上述青铜器不但数量多,用途广泛,而且不乏精品。例如抚仙湖畔江川出土“牛虎铜案”,在大牛腹下镂空,雕一头小牛从腹中走出,牛尾巴被一只老虎咬住,形象肃穆,精美绝伦,为青铜器之瑰宝。这类青铜器上,还有极为精致的线刻、金银错刻、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等,图案多种多样,栩栩如生。大理附近祥云出土的铜棺,通件以七块铜板合成,冶炼规模和水准相当可观。夜郎人敢于自大,也不无道理。他们也有值得称道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就出土不少鼓形铜釜、铜戈、铜镞、铜刀、铜锄等。研究显示,云贵高原先秦时的青铜器物,在形制和风格上仅能看到中原青铜文化的蛛丝马迹,说明它是本土文化,是生活在珠江上源古越人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1]。

先秦时期,两广青铜文化也闪烁过灿烂光辉。据何介钧《试论岭南青铜文化》一文统计,岭南出土先秦青铜器超过1700件,分布在60个县市,约占两广全部县市的1/3。另有报告说广东青铜遗址、墓葬为400-500处,各类青铜器近千件,而广西有500多件。这些青铜器初露头角于商周,经春秋战国的发展,衰退于战国晚期,既有来自中原、荆楚、吴越,也有不少是本地制作的,南越、骆越、西瓯等族人,应是这些青铜器的创造者。两广青铜器在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都有分布,以西江水系最为丰富,肇庆、怀集、广宁、封开、四会、罗定的铜鼎、铜鉴、铜缶、铜钟、铜盉、铜铎等为代表性铜器。北江之清远、英德、曲江、佛岗、乐昌、始兴、东江之和平、新丰、博罗、惠阳,以及珠江三角洲之珠海、深圳、中山、香港等都出土过同类青铜器,为青铜时代在广东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历史缩影。在广西西江各支流沿岸的武鸣、恭城、平乐、宾阳、贺县、柳州等地,都出土有与云贵高原和广东相同或相似的青铜器物,说明西江作为一个水系早就有文化往来。在广东发现的铸铜石范,也与在云南、广西发现的相同,反映彼此间铸铜工艺具有共同特点。过去对广西壮区青铜文化研究较少,很多人只知道壮人铜鼓很出名,实际上壮人其他铜器同样比雄于其他民族。如广西武鸣出土的商代牛头提梁卣,为骆越人与周朝交往中获得的回赠品。武鸣出土的西周铜胸铃、铜饰物、铜钺、铜矛等,皆合范铸成,内容新颖,形象生动,极力追求奇巧,皆为不同凡响之作。直到秦汉,广西青铜铸造业仍有光辉成就。1969年桂林市西林出土汉代鎏金铜棺,长2米,宽060米,高068米,重116斤,甚为罕见,惜后来被作为“四旧”砸毁。1976年贵县罗泊湾出土的铜铸扶桑树灯,上有展翅欲飞的金鸟,据研究系依《山海经》上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的神话铸就,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亦为一件稀世珍品。

在古越人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中,最为光辉夺目的首推铜鼓。它像中原的铜鼎一样,享有崇高地位,被赋予种种神秘法力,是古越人及其后裔心目中的神器,受到顶礼膜拜。它同时又是一种打击乐器,在公众活动中广泛使用。珠江流域是我国铜鼓的故乡。虽然中原北方华夏族在商代已掌握铜鼓冶铸技术,但其形制与南方不同,在青铜文化中的地位远不及在南方显赫,所以人们每谈铜鼓,皆以古越人铜鼓为代表。著名民族史学家徐松石着有《百越雄风,岭南铜鼓》,视铜鼓为岭南古越人风习标志。此外,邻近我国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出土过与我国形制相同的铜鼓,但这些铜鼓是由我国西南传播过去的。春秋时期开始,珠江流域古越人先后铸造和使用铜鼓。最早是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距今约2600年,而珠江流域云南江川李家山铜鼓时代稍后,约在西元前三世纪至西元前一世纪之间。在中原文化传入以后,古越人铸造、使用铜鼓的热情未曾稍减,汉代为它的鼎盛时期,流行直到明清。新中国成立前,流域内一些少数民族仍保持着浓厚的铜鼓文化风俗。据统计,到1986年我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铜鼓约1500面,其中云南约有200面,广西435面,占全国的29%,是全国铜鼓分布中心。广东铜鼓主要分布在北江以西和西南地区,最集中的是粤西地区,有113面,此外,贵州铜鼓也不在少数。珠江流域的铜鼓约全国的一半,堪称铜鼓王国[2]。铜鼓类型复杂,在珠江流域出土的就有8种,它们的大小、图案不同,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各具特色。但大类言之,可分为滇桂类型和粤桂类型两类。前者分布在南盘江、北盘江、红河水、柳江、漓江等流域,包括广西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以及云南、贵州和广西接壤地区。这类铜鼓主要特征是多数鼓面小于鼓胸,胸部膨大凸出,腰部明显收缩,鼓面中央太阳纹不隆起而较大,光芒较长,鼓面、鼓身有晕,且较宽大,晚期鼓纹饰简而粗,计有翔鹭、舞蹈、划船、野兽、水波、人物、花草等26种以上。纹饰华实富丽,既有写实人物各种活动,也有虚拟动物,以及人类各种幻想等。晚期这类铜鼓面上边缘装饰有蟾蜍、骑士、牛拉铁撬、龟、母子马等立像,形神俱备。其时古越人虽无文字,但铜鼓比文字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和追求。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葬中出土的一面这类铜鼓,花纹非常精美,沉睡地下二千多年,器表仍光亮如新,堪为铜鼓中极品。粤桂类铜鼓主要分布在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包括黔江、浔江和广东西江地区,地理上相连成片。这类铜鼓的主要特征是鼓面大于鼓胸,胸部不甚突出,胸以下逐渐收缩成腰,胸与腰之间有一条圆匝分界线。体积大而沉重,鼓面中央太阳纹隆起而小,光芒短,各晕间距相差不大;纹饰有云纹、雷纹、兽纹、虫纹等15种以上。鼓面边缘主要饰以水鸭、骑人的双马,也有的鼓脚饰以立体小鸟。这些纹饰,以细致繁缛、朴实无华见长。这类铜鼓中北流式铜鼓,体形特别高大、厚重、古朴、北流县出土的一面宋代大铜鼓,面径165厘米,高65厘米,重300公斤,可当睡床使用,为国内外罕见。一千多年以前岭南土著居民竟能铸造体形如此硕大、工艺如此精湛、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铜鼓,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和高度的智慧多么令人惊叹。

这两类型铜鼓,最早出现于云南楚雄,后又北向四川,南向缅甸、泰国,东向贵州,东南向广西、越南以及东南亚等地传播,故云南被认为是南方铜鼓的源地。广西铜鼓除了当地形式以外,还有来自云南、贵州式样。而广东铜鼓又属广西北流式和灵山式,自是从广西传播来的,如此形成铜鼓文化从珠江上源向中下游传播,并造成风格上有显着差异的格局。

铜鼓因具有多种功能,被披上神秘色彩,因而成为公共活动的核心。作为权力象征,它有发号施令作用。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宋淳化元年(990年)广西南丹州壮族首领莫洪皓曾向中央政府贡献三面铜鼓,得到嘉奖,表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中央承认。作为财富,铜鼓是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和标志。直到明代,朱园的《涌幢小品》仍说:“夷俗最尚铜鼓……土豪富室必争重价求购,即至百不惜”。同时代广东南海人邝露,怀才不遇,曾浪迹广西瑶区,也见铜鼓身价甚高,在所着《赤雅》一书中指出,“夷俗赛神宴,时时击之,重货求购,多至千牛” [3]。作为乐器,铜鼓在各种红白喜事中大显身手,如广西壮族有葬蛙习俗,届时葬场是一片彩旗海洋,纸旗上画着五谷六畜、鸟兽虫鱼,铜鼓声连天价响,伴着其他乐器声和地炮声,响彻山谷,经久不息。入夜,人们又在铜鼓声中踏歌、起舞、逗乐、闲聊,好一幅古朴风俗的生活画卷。宋李昉《太平御览》记载,生活在西江一带乌浒人有猎头习俗,“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而向,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作为原始崇拜物件,铜鼓更具有驱鬼镇邪威力。《宋史•蛮夷传》说“雍熙元年(984年),黔南言溪洞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铜鼓有这么多功效和威力,连汉人也不能不折服。《后汉书•马援传》说东汉大将马援征交趾征侧、征贰起义,“得骆越铜鼓”,事后仿铸。马援其人素有好马和养马癖性,于是“乃铸为马式”,即在铜鼓上铸上马图案。以后这个“马式铜鼓”成为定制。据明张穆的《异闻录》载,“铜鼓,昔马伏波(按马援曾被封为伏波将军)征蛮物,以山溪易雨,因制之。一悬之梧州镇府左廊,昔沉潭中,声震十里。鼓出遂无怒,人言为其祟,令舟赖以无险”。照此看来,铜鼓又有遏制风雨、保护舟楫安全航行的法力。这就难怪雨多风大、浪涌连天的珠江流经地区,出土那么多铜鼓了。在广西有一个流传很广的 《铜鼓的故事》 ,说铜鼓是壮人祖宗所制,能驱赶太阳和月亮照耀不到角落里的毒虫恶兽与妖魔鬼怪;铜鼓身上许多图案会教人学会很多本领,有了它可以安居乐业。所以壮人非常爱铜鼓,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照故事主人那样造铜鼓,越造越多,多得像天上繁星一样。这个故事把铜鼓人格化了,实际上是铜鼓文化一种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折光[4]。铜鼓不仅广见于珠江流域,四川、湖南西部也是铜鼓分布之区[5]。四川雅州“邛雅之夷僚,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 [6];泸州一带“击铜鼓,弄鞘刀” [7];渝州“不解丝竹,唯击铜鼓” [8],直到近现代,西南地区仍有许多少数民族有使用铜鼓习俗。这种铜鼓文化流行格局,充分显示泛珠三角地区古代民族有着共同器艺文化渊源,并彼此交流、融合,形成铜鼓文化风格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也是区域间交流和联系日渐加强的一种佐证。

 注 释: 

[1]参见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62.

[2]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64 .

[3]参见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62.

[4]司徒尚纪.珠江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61-67.

[5]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164.

[6]雅州风俗.卷7.

[7]泸州风俗.卷88.

[8]渝州风俗.卷136.

 (作者:司徒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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