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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担承的独来独往
http://www.CRNTT.com   2007-09-19 17:09:16


  文坛缺乏这样的证据:一位文学博士同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梁凤莲很可能是个例外。而散文又是她写作中的一个兴奋点。她的写作不乏人文学者气象,诸如见识、学理、文化底蕴以及忧患意识等等随处可见,同时兼具传神的小说叙事技法,但这些显然还不能完全构成“梁博士”的散文世界。“梁博士”是活在自己潜心营造的十足感性的氛围里,看上去碧空丽日,山光湖色,内心却阴晴多变,极度敏感,就连行文的语速也每每如急管繁弦,使人心缩气紧。她的文字绵密葱茏,跳荡灵动,若无数条蜿蜒小溪汇成一江湍流,她也就成了一波又一波情绪的发源地和策动者。
  阿莲与广州是一种难以剥离的亲缘关系,此前出版的《情语广州》可以作证。不过我读这部《被命运催赶的夜晚》的过程中,却对此有过瞬间的恍惚和疑惑。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南粤得风气之先,热辣辣一直位居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前沿,广州更称得上一座小资味浓、中产者众的现代时尚都市,便想像生于斯长于斯的阿莲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成为“都市风”的时尚代言人也很顺理成章。事实却相反,她给人的感觉竟可以用朴素形容,她对文学写作的那种浑然忘我、义无反顾的献身状态,更非“勤奋”啦、“用功”啦可以泛泛指代的,在当下中国已堪称稀少,几近“落伍”。原来她的广州不仅是一个地域存在,更构成了她的“文化表达的巨大的心理背景”,这是由于她“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街巷经验和市井甘苦”。

  此后不断传来阿莲“在路上”的消息,也不断读到她如同变戏法般“抛”出的一部部作品,有小说、有学术,更多的是散文。阿莲既是行走者,也是书写者,广州是她行走与书写的圆心和支点,却看不清其未来的疆域和边界

  李敬泽批评中国作家喜欢走来走去,然后在大地上写满“到此一游”,我有同感,但阿莲卓然不群。她的独往独来是有担承的,而且她多流连于澄明的人文山水而非热闹的自然风光,她的诠释富于思辨深度而不是女性视角,她提供的是一种诗性的个人叙事而不是泡沫般的宏大话语。

  那种姿态也可以称之为“绝地反击”。这可是阿莲过去不多见的一种姿态。因为写作之于阿莲,已经成了一种近乎宿命的生存方式。她意识到,去万里之外多伦多大学读博士后的选择,是怎样一种生命之重。漫长的赴北美飞行旅途中,她倚靠舷窗遥对天宇,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茫然失重,“为时间对我的遗弃,为空间对我的放逐”。写作既然已成为她的一种生存方式,生存方式的改变,使得写作这件事究竟意义何在一下子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更严峻的是,“我需要写作,或者写作需要我吗?这样活着,以及生活着难道会有真正的关联吗?当文学是什么成为一个可疑的问题时,我是可以轻盈转身,还是只能面对?”(《夏季的万锦》)阿莲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具有思辨气质的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诗人。

  我们曾见到太多从不关乎灵魂的“形而下”散文,那些文字不肯投入什么,不愿追问什么,而是最大限度地忙于“码字”,机械化地批量复制轻飘琐碎的生活流程。阿莲却向读者展示出了另一片血色景象,深入进去勘察,我们不难发现闪烁其间的灵光异彩,并触摸到那里面的脉跳、体温和血热。

  “生命给了我什么样的经历,我只能做它的代言,或许,这是一个最好的藉口,也是最好的理由。”阿莲对自己的写作一向缺乏使命意识,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的怀疑和痛苦。对一个普遍重实利而轻理想的时时代而言,阿莲的这种怀疑和痛苦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微不足道,但既然信奉“生命是用来消耗的”,她就不会无悔,她就不可能改变那种与生俱来的宿命。这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漫漫旅途,且路人稀少,有风有雪,却为阿莲的写作跋涉提供了阔大空间。从这个意义上,阿莲真该为自己是一位作家而不仅仅是文学博士而庆幸。(作者:黄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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