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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上台后对大陆政策的预估
http://www.CRNTT.com   2016-04-13 01:00:53


民进党领导者如要接受“九二共识”,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
  中评社╱题:民进党上台后对大陆政策的预估 作者:林冈(上海),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民进党在赢得2016年的“二合一”选举后,作为“全面执政”的政党,面临如何处理两岸关系的难题。蔡英文作为专业人士、非典型的民进党领导人,凭藉56.1%的得票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意味着跨派系的“英派”在党内主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客观上有利于蔡英文摆脱党内派系的制约。立法机构内以保护少数为要义的闭门政党协商规则,可能随着民进党“派系共治”传统的淡化和国民党抗争力度的削弱而更多地让位于多数统治原则,时代力量和亲民党等小党也将难以发挥关键少数的牵制作用。在如何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预估蔡英文的政策立场将介于陈水扁和马英九之间,①但其自主性则可能超过前两任领导人。

  模糊处理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问题

  对于“九二共识”及其所蕴含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核心意涵,民进党不太可能明确接受。在2015年5月访美期间,蔡英文试图以“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珍惜并维护二十多年来两岸“协商和交流互动所累积的成果”等模糊语言,包裹“九二会谈”期间两岸所达成的既有成果。同时,蔡英文对“九二共识”既不否认也不承认,似乎又保留了未来磋商的空间。在2015年12月25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的首场辩论会上,蔡英文表示不需要面对“九二共识”议题,“应回归到九二两岸会谈的基本事实和'求同存异'精神”。②根据台湾学者李毓峰的观察,这是蔡英文第一次公开表达对“九二共识”的看法。蔡英文承认“九二会谈”的事实和“求同存异”精神,与陈水扁在2000年提出的以“对话、交流及搁置争议”为内涵的“九二精神”不同,与大陆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则存在某种程度的交集,是在向“九二会谈”的既有成果逐渐靠拢,进而寻求双方的谅解与默契。③

  在1月16日当选之日的记者会上,蔡英文再次表示未来将以“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两岸协商交流互动的成果以及民主原则与普遍民意,作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基础。在2016年1月21日接受《自由时报》记者采访时,蔡英文表示,“在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了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理解和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九二年之后廿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及成果,两岸都应该共同去珍惜与维护,在这个基本事实与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蔡英文刻意说明这一政治基础除了包括上述“历史事实”、“共同认知”和两岸协商、交流互动的成果外,还包括“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和“台湾的民主原则以及普遍民意”。如果说,前两个“关键元素”尚且隐含“九二共识”的某种精神的话,后两个元素则无异于所谓的“台湾共识”,是无法作为两岸互动的共同政治基础的。

  “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与“宪法一中”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未直接涉及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问题。虽然“两岸一中”是这一“宪法”的题中之义,但“现行”二字不但隐含七次“修宪”后的法理现状,甚至不排除朝“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方向引申的可能(如李登辉),而且还包括未来凭藉“民意”,通过“民主程序”,修正“宪法”第四条的潜在性。事实上,就是谢长廷的“宪法一中”,其确切含义也只是两岸的“宪法疆域”涵盖对方,但“主权互不隶属”,本质上仍难脱“两国论”的脉络。④

  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策略是既不接受也不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后,蔡英文指示民进党执政县市长依照高雄市设立两岸关系小组的模式,推动城市交流,正是这一思路的呈现。与陈水扁在2008年当选之初将大陆和台湾并列使用相类似的是,蔡英文从2015年8月开始,也较多地使用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标准用法,多少暗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玄机。蔡英文于2015年6月3日在美国CSIS的演说中,仍将中国和台湾相提并论,隐晦地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在8月15日表示,希望“中国大陆”方面可以“体验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后,⑤就很少使用“中国”指涉大陆地区了。例如,2015年10月出版的《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哩路》一书中,在谈到蔡英文的美国之行时,就刻意使用“对岸”指涉中国大陆地区。在11月出版的《蔡英文:从谈判桌到总统府》一书中,更是广泛使用“中国大陆”字眼,从未将中国和台湾并列使用。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的专题报导,蔡英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会维持现状,主张两岸在谁代表中国问题上保留分歧,留待未来解决台湾的前途问题(agreeing to disagree as to which represents the one, true China, leav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island’s fate to the future)。⑥不过,这一说法旋即遭到民进党方面的更正。究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误解的蔡英文的本意,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在维持台湾政治和经济自主性的前提下
  处理两岸经贸关系

  蔡英文一方面承认区域经济整合加速对台湾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中国的崛起和两岸关系更是攸关台湾的未来”,表示民进党愿意面对两岸长期存在的歧见,努力和对岸建立全新的互动及沟通的模式,另一方面又担心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的加深,将导致其政治自主性的丧失。⑦早在2012年竞选期间,蔡英文就以“从世界走向中国”与马英九所主张的“从大陆走向世界”相区隔。蔡英文认为,“从世界走向中国”,可以将政治干扰降到最低限度;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是台湾不可错失的最佳机会。⑧2015年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试图以强化对东盟和印度的整体关系,带领台湾继续走“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反映出其既要享受两岸经贸“红利”又要分解两岸经贸“风险”的思维定式,也透露出其对中国大陆的浓重防备心理。⑨在处理东海和南海领土和领海争端问题上,民进党唯恐得罪美日和东盟中的声索国,态度比较暧昧。其总体思路是通过拉近台湾与美国、日本和东盟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减少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加强台湾防卫,强化台湾的政治自主性。

  蔡英文的优先考虑是通过建立全球连结和强化岛内品牌来减少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与马英九主张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打通台湾经济发展的“任督两脉”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提出面对大陆红色供应链的挑战,大陆台商应该朝向技术层次更高、有差异性或区隔性的产业或产品发展。⑩她认为,台湾经济的核心挑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以往过度重视出口和GDP,导致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需部门投入不足,发展受限,强调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理念,带动台湾经济的全面转轨。⑪蔡英文表示,过去10年台湾的GDP平均增长率虽然有3%左右,但以效率驱动的发展模式却导致企业为劳工加薪的能力和加薪幅度的缩小,实质工资甚至倒退回1990年代末的水准。受雇人员薪资报酬占GDP比例,从1990年的51.7%下降到2012年的46.2%,薪资阶层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是近年所得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⑫

   两岸经贸往来和陆资、陆客、陆生在为台湾产业、旅游业和教育行业提供新机会的同时,也影响到台湾原有的市场分配机制和生活节奏,并造成少部分人率先获利和大部分民众暂时或相对无感的现象。这一在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对资本财团有利的外部环境,客观上凸显了台湾社会所存在的分配不均和世代收入差距问题,加上民进党人士有关国共合作、“图利财团”的论述,造成台湾社会中下层民众和青年对国民党和大陆不满情绪的增加。就左右议题而言,国民党因为长年执政,难免带有精英主义倾向。民进党则具有明显的草根性,跟中小企业、中下层和中南部较有渊源。国民党相信经济增长和外资是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分配的关键,民进党则更担心两岸经济整合对岛内产业和就业市场的新冲击。2014年民进党积极介入“太阳花学运”,借助社会力量,阻扰台湾立法机构审议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在《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哩路》书中,蔡英文表示民进党“不能将街头还给社会”,政党和社运团体可以彼此合作,“分进合击”:某些议题若有政党出面交易成功,就“义不容辞”地出面,但若由民间推动较能引起社会共鸣,政党就退居幕后。⑬

  民进党的政策目标究竟是“政冷经热”,还是“政冷经也冷”?一般说来,民进党所追求的是“政冷经热”,即在政治性议题上与大陆保持距离,延长“战略纵深”,在经济性议题上概括承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积累的成果,对于两岸“服贸”、“货贸”等两岸协议,推动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为两岸持续交流协商,建立周全规范”,逐案检视正在进行协商或已进入审议阶段的两岸协议,“将两岸的互动,引导到一个具有坚实民意基础的民主轨道上”。⑭换言之,在两岸经贸交流方面,民进党可能更多地考虑其基本支持者的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化解社会矛盾,增强民众对其两岸政策的支持度,增加台湾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

  坚守谈判底线 保持妥协空间

  作为从事国际贸易谈判出身的政治人物,蔡英文兼具韧性和弹性,尽可能争取对其最有利的谈判结果。蔡英文相信政治互动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在参与台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时,蔡英文向WTO入会主席抱怨,既然美国可以给国内农业补贴,台湾为什么不可以?当被告知“这里是一个我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地方,而不是我们做什么,你们也可以做什么的地方”后,蔡英文深悟国际政治中的强权原则,有多少实力说多少话,台湾靠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但在多边架构中,可以联合其他伙伴,一起打群架,“撑住”并分散压力,减少己方损失。⑮在蔡英文看来,实力不足可以通过意志和借助他方力量来予以弥补。面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的压力,蔡英文主张“从世界走向中国”,推行新南海政策,就是上述思路的体现。利用“太阳花学运”和民间力量,对抗当时占据立法机构多数席次的国民党;支持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打败国民党的候选人,也是上述“借力打力”策略的运用。

  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忍住不说”,展现所谓“真实的勇气”和韧性。她认为,与其花很多时间讨论、甚至争议“九二共识”问题,不如回归基本事实,至于这个事实的诠释和名词的使用问题,“就继续求同存异”。既不接受“九二共识”,又保留未来两岸在这一议题上协商对话的空间,呈现出的正是蔡英文处理棘手问题的一贯风格。⑯作为谈判行家,蔡英文在调整民进党大陆政策时,将所谓的“最后一哩路”细分为多个片段,慢条斯理地调整,而不是一步到位。从小英基金会访问大陆到体认“两岸关系攸关台湾的未来”,从以两岸关系界定城市交流,到以“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处理两岸关系,从表示“珍惜并维护二十多年来两岸协商和交流互动所累积的成果”到体认“九二两岸会谈的基本事实和'求同存异'精神”,经历了两年之久。预料在美方和大陆的压力下,民进党从维持执政的需求出发,可能进一步调整其大陆政策。

  结论

  民进党在2016年选举大获全胜后,是否会进一步调整其大陆政策?从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视角观察,民进党既然全面执政,势必延续其既定政策,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出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但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又不得不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国民党至今尚未摆脱败选的阴霾,民进党选择中间路线,可以得到更多的不带政党色彩的民众的支持,而不必过于担心失去基本支持者的选票。经过2014年和2016年的两次选举,台湾的政党基本盘呈现绿大于蓝的局面。与此相伴随的是,民进党的票源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来自都市和中上层的支持者大量增加。这也许会鼓励民进党更为重视经济和都市发展,后者又跟两岸关系和大陆因素息息相关。此外,陈水扁执政时期对大陆的挑衅性政策导致了美国对民进党执政的疑虑。美方的持续压力构成了迫使民进党妥善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外因。

  民进党调整大陆的历史包袱是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原有支持者的态度。2014年初党内“冻结”“台独党纲”之议无疾而终,蔡英文至今不愿意冻结“台独”党纲,大陆只能将其视为“柔性台独”路线的信奉者。虽然许多民进党人士将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视为其政策纲领,但在逻辑上该决议文无法取代2007年通过的《正常国家决议文》,何况1999年决议文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视为“主权互不隶属的两个国家”。此外,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民进党支持者中反对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协商基础的比例(54.1%)高于支持者(34.7%),民进党领导者如要接受“九二共识”,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民进党是否可以或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台独”党纲问题,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释

  ①Emily Rauhala, “The Next President of Taiwan,” Time (Asian edition), June 29, 2015,p. 3.

  ②“蔡:回归九二会谈基本事实和求同存异精神”,中评社台北12月26日电(记者 邹丽泳),《中评网》,http://www.crntt.com/doc/1040/5/9/1/104059186.html

  ③“李毓峰语中评:台湾选后两岸都需让出空间”,《中评网》2016年1月2日,  http://hk.crntt.com/doc/1040/6/5/9/104065991.html

  ④谢长廷,《未来: 不一样的台湾》(台北:新文化教室出版,2012), 第116-122页。

  ⑤民进党党部新闻稿,2015年8月15日,www.dpp.org.tw

  ⑥Emily Rauhala, “The Next President of Taiwan,” Time (Asian edition), June 29, 2015,p. 3.

  ⑦蔡英文: “台湾的未来”,2014年8月12日在台湾大学的演讲稿,《中评网》2014年8月12日, http://www.crntt.com/doc/1033/3/4/3/103334386.html

  ⑧张瀞文,《蔡英文:从谈判桌到总统府》(台北:商业周刊出版,2015年),第182页。

  ⑨刘相平,“蔡英文'新南向政策'评析”,《台湾研究》2015年第6期。

  ⑩张瀞文,《蔡英文:从谈判桌到总统府》(台北:商业周刊出版,2015年),第212页。

  ⑪同上书,第180页。

  ⑫同上书,第189页。

  ⑬蔡英文,《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哩路》(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第109页。

  ⑭张瀞文,《蔡英文:从谈判桌到总统府》,第214页。

  ⑮同上书,第54页。

  ⑯同上书,第130-131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6年4月号,总第2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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