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17日电／据大公报评论，新民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上月在立法会问特首林郑月娥：香港有什么策略可以令到我们的社会共同富裕、缩窄贫富差距？林郑月娥回答称，香港是外向型开放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期望没有“相对”的贫富差距，缩窄贫富差距的办法，一是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年轻人向上流动机会，二是“补底”，保障基层人士可以有一个合适的生活条件。她说，本届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增加百分之四十三，是回归以来最多。只要香港经济起飞，就可以及应该多让基层人士分享成果。叶太和林太一问一答，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有何新闻价值？”日前有朋友问，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
首先，叶太刘淑仪作为民意代表在立法会上的提问，说明社会对“共同富裕”这一命题的关注，“共同富裕”包含缩窄贫富差距，而贫富悬殊正是香港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是引发民怨的主要原因。最近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官员深入基层探访，目睹㓥房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感到难过及不能接受。劳工及社会福利局也承认，香港贫富悬殊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稍感意外的是，“共同富裕”问题为何不是由来自基层的议员提出？不过，连代表中产和精英阶层的新民党也赞成共同富裕，可见这个问题的民意基础非常广泛。
其次，林郑月娥的回答，意思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难以避免，应该做的政府都在做，而且已经做得很好，云云。
今年八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可见，中央提出“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做法是“第三次分配”，即透过企业自愿捐赠、以民间慈善的方式，补充第一、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有些人把“共富”等同“均富”，这是误解。有些人把“共富”说成是“共产”，是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别有用心的曲解。至于一句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可以将贫富差距甚至贫富悬殊合理化？当然也不是。
不少西方学者都在探索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富殊悬的问题，例如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提出贫富悬殊两极化的“M型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特朗普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导致美国社会加剧M型化、引发美国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的结果。香港也是一个M型社会，坚尼系数是发达地区最高之一，但是在发生连串社会动荡之后，许多人似乎仍然缺乏危机感，以不变应万变。林郑月娥说要以经济发展和“补底”应对贫富悬殊问题，如果这两招真的有效和足够，香港早就应该是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为何还有一家七口逼住四百呎㓥房现象？
归根究底，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理念因循太久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二十四年，国家已经进入“十四五”，在国际上，英国已经脱欧，中美面临新冷战，世界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发生巨变，AI时代已经到来，可是特区政府的管治理念却依然旧我，在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经济转型以及公务员体制等等各方面，都是如此，直至中央推出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林郑月娥日前在施政报告中，终于提出一些结构性改变。
其实，在香港壮大中产阶层，建设一个橄榄型社会，难道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