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
余永定：中国过去花费了太多时间辩论是否需要采取浮动的汇率制度，货币政策长期被追求汇率稳定的执念所束缚。现在美联储已经退出了QE，并正在加息、缩表。因此，除非美国经济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都在上升。富于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可以成为经济的调节器，适度贬值可以提升通胀，也可以缓解出口压力。
此外，人民币贬值也不会失控，从而触发大规模的做空压力，因为中国仍然在实行资本管理。而中国企业也已经学习了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受到汇率波动的冲击。
Q：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没有出现“汇率稳定”的表述，这传递了什么信号？
余永定：尽管“汇率稳定”没有出现，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强调了“六个稳”，这体现了中央经济政策的求稳偏好。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没有提及“汇率稳定”，是不是意味着中央对汇率变动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我希望如此。
中国不应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Q：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是否真的有扩张的基础？如何考虑财政可持续性？
余永定：就官方数据而言，2017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36.2%。考虑到或有债务，上述占比可能更高。但比起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中国公共财政情况仍然十分健康，且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债务都是坏债。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如果要抑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在贸易顺差逐渐减少甚至可能由正转负、私人投资踌躇不前（房地产投资可能较大幅度放缓）的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不应该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可以粗略算一笔账，当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3.3%，通胀为2%左右，假设基础财政赤字4%，而经济增长为6%，那么国债对GDP比的极限值是80%，与其他国家比还是不错的。如果通胀率能上升到3%，且经济增速能保持在6.5%，那么国债对GDP比的极限值就进一步降至60%的水平，这种负债率完全不成问题。
因此，对中国而言，一是要维持较高的增速，二是需要提升通胀。例如，日本政府债务水平约为GDP的250%，但因为是零利息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负），日本并不担心会出现主权债危机。如果中国的通胀到达3%，那么中国的十年期国债也是零利率。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并不需要过度担忧。
Q：各界对于加大财政支出后的基建投资低效问题颇为担忧，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中国不应该重走2009年的路径，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十分巨大。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特别是在短期，是不可能有很高商业回报的。政府应该在企业缺乏较强投资意愿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尽管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长期问题，但鉴于稳定经济增速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需要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执行具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作者：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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