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8日电／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和工具的选择是一门精细的科学，很多工具在理论上和宏观上都具有十分明确的取向，但由于环境的变异和传导机制的变化，其微观效果却大相径庭。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总体政策的核心定位到底应该基于哪些参数，政策的积极性或者保守性应该以什么指标和工具作为判断的标准。
北京日报发表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文章表示，需要精确界定宏观经济政策在积极或收缩方面的核心指标。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指标出现宏观与微观、短期与长期、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分歧以及统计数据失真等问题时应如何应对，即在参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和公众观点存在显着差异的情况下，我们在操作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应重点关注哪些核心指标。
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例，5.2%的增长率，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横截面的视角来看，都是非常好的。因此，单纯从该参数出发，我们的政策不宜过度扩张。然而，若将5.2%的增长率以定基比、两年或多年复合平均、环比增速进行对比时，我们就会发现GDP增长率与趋势值之间存在1至2个百分点的偏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缺口，也就表明可能需要进一步增加政策力度。从价格数据看，去年12月CPI为-0.3%，PPI为-2.7%，虽然全年价格水平的形势是CPI达到0.2%，与12月的-0.3%有所不同，但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并非过去的平均，而是当下的实际情况。在众多统计数据中，价格数据由于造假动机最小，成为宏观分析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的重点。所以，12月份的CPI、PPI数据及GDP平减指数可能表明，目前面临的收缩压力超出了预期。由此可见，宏观政策应更为积极，而不应在一堆复杂的数据筛选中忽视宏观调控的基本准则。
文章分析，我们该如何判断政策的实施达到了积极的微观效应？例如，是否可以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稳健的货币政策定义为整体积极？是否出现财政赤字或者赤字率扩大了就可以认定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我们货币供应盯住了名义GDP增速就是稳健了？深入研究可以看到，财政赤字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二是财政支出的增长情况。赤字是由于支出大于收入所导致的，这会带来明显的扩张效应。然而，当财政收入出现较大收缩，且成为财政赤字缺口扩大的核心原因时，财政支出可能不仅较上一期没有增长反而出现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一种收缩效应，而不是扩张效应。这意味着政府提供的补贴减少，政府投资带动的项目也在减少。市场主体不会关心政府的收入问题，他们更关注自己的获得感。因此，虽然赤字财政可能具有积极效应，但如果赤字主要来自于收入端，而非支出端，那么必然会导致宏观与微观、政策主体与调控主体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积极效应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产生间接的紧缩效应。同时，财政支出不能只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还必须看政府基金支出，2022年基金支出占广义财政支出的30%，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了4.9%，但基金类支出却减少了13.3%，这是微观主体体感积极财政政策不那么积极的核心原因所在。2024年要想真正提升微观主体的获得感，就不能简单关注财政赤字率的多少，关注公共财政预算的规模是多少，必须充分考虑房地产市场修复的状态，确保涵盖公共预算支出和基金类支出的广义财政支出保持在正增长。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最为直接的衡量标准。
对于货币政策，传统上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当通过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额与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匹配来保证流动性，从一般经济学原理看，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出现通缩和价格下行的时候，简单盯住名义GDP并不能保证流动性的总体稳健和充裕，反而可能因为过分关注名义参数，尤其是现有价格，而产生超级收缩效应。特别是在资产和产品价格同时下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收缩效应会远大于一般名义调整速度，特别是货币供应量增速所带来的收缩效应。2022年的中国名义GDP增速4.8%，2023年中国名义GDP增速为4.6%，如果盯住名义GDP增速必定导致货币供应或社会融资增速出现持续收缩。这也导致2023年末的社会融资存量增速和M2增速较2022年末分别收缩了2.1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
文章指出，即使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上是恰当的，但如果在一些工具的使用上不进行深入甄别，特别是在财政支出的获得感、货币创造、融资创造的真实总量上没有深入研究，所谓的积极政策不仅会落空，同时会在微观上产生收缩效应，使市场主体的行为与宏观调控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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