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工业化规律的认识，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既是深刻吸取国内外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又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将让工业化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是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的有效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与“四化同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过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实施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四化同步”发展的一项重大部署，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旨在探索一条近14亿人的共同富裕之路。
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有所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趋于减弱。这一新形势新特点，更加凸显了“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仍然较大，可以形成一个国内版的制造业雁阵模式，促进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延续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的成果，可以加快掌握核心技术、获得核心竞争力，通过新型工业化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演进
文章分析，从各国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遵循直线轨迹推进，而是按照倒U形曲线变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会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既可能是在较高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能是在条件尚未成熟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条件成熟度(以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收入组别作为发展阶段特征)、农业比重(以此作为产业结构特征)以及制造业比重下降后的结果三方面来观察这一现象。
第一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可谓水到渠成。在由升到降的转折点上，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已达高收入国家标准，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到很低水平；农业比重下降之后，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快提升，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保持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地位。第二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不成熟的性质。在下降的时点上，人均GDP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水平，农业比重偏高；在农业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成功，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人均GDP标准判断，这类国家迄今大多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拉美一些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此可以归纳出三点规律性认识：第一，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高速工业化必然要转向以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新阶段，此时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必然性。第二，当农业比重降至较低水平、不存在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且第三产业处于较高发展水平时，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第三，制造业比重下降，绝不意味着该产业的重要性降低，相反，新的工业化阶段是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阶梯的关键时期。
比照国际经验，中国应当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要贯彻落实这些重大部署，防止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给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高端升级、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服务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留出足够时间，促进核心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