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由于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的，所以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
(二)
文章认为，总的来看，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作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着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乃大势所趋。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实践。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验证。展望未来，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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