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17日电／据人民网报道，阔别十八个月，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傅晓岚教授重新回到了课堂和学生面对面。开学第一周，她成功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对她来说，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
作为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首位大陆华人终身教授，傅晓岚始终把眼光投向社会、关切现实，通过学术来回答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十几年来，她不断精进，用敏锐的学术眼光、独特的学术观点一次次发出学术声音，撼动社科学界。在人民网的专访中，她动情的回忆起自己不懈攀登学术高峰走过的坎坷，讲述了对创新发展深刻的感悟。
每一步成就更好的自己
人民网：您的履历长得让任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惊羡，您的研究成果一次次刷新纪录，其中很多评价都认为，您的研究“接地气”，为现实服务 。
傅晓岚：我一直的研究方向是创新与国际发展这一领域，我的当选也是对这一领域研究重要性的认可。先讲我自己的求学经历，1991年硕士毕业后，我特别想投身到改革开放火热的经济实践，先在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湖南公司工作了5年，然后到人民银行的教育系统工作3年，当时我是副教授，读到一些国际期刊文章，我心里在想，如果有机会接受博士训练，我的产出一定会有质的飞跃。
1999年我选择出国读硕博， 相比起直接升博后参加工作的同事，我少了8年论文的积累，压力是巨大的。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坚韧和信念，是很难承受这种压力。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之所以学术上能够加速度的进步，还是要回到这8年的工作经历，以及基于此我对中国经济的深刻理解。那些年，我跑过很多的进出口企业，去工厂了解产品，关注中国出口政策。可以说，我因此真正触摸到中国经济腾飞的深层次肌理，感受到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以及中国前行的底气。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和积累。
人民网：您在兰卡斯特大学仅仅用两年半就经济学博士毕业，体现了您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潜力。之后您在2003年任剑桥大学研究员、2005年升任高级研究员，2006年加盟牛津大学，6年后您成为终身教授，每一步都走的踏踏实实、掷地有声。
傅晓岚：这些我也受益于严谨的科学训练和博士期间打下的理论基础，以及打开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因为做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你的思想，你的立场还是会有影响。经常西方人会问我，为什么你能够在国际组织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还在于我能够把对中国深刻的理解，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想法和诉求，用客观科学的方法分析出来，用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语言传播到国际社会。
2014年我应邀参加一个联合国大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创新的会议，我当时发言效果非常好。发言完后很多参会的部长、大使来跟我交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当时觉得你说了我们想说的，发达国家也认为你说的是可信的，因为我们是去非洲实地研究三年做出来的，既有深入的田野调查，也有严谨的大规模统计调查，通过收集数据科学分析出来的。
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人来发出他们的心声，但又不是喊口号，或者说情绪化的那种表达。我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一样要寻求发展，他们有权利捍卫发展权，我愿意为他们发声，在人类共同体的框架里去讲述发展中国家的想法诉求。
我写的《雷达网下的创新》一书，就是介绍发展中国家用传统的指标捕捉不到的创新。很多是基于学习的创新，来自民间的创造，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创新，有的是管理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它不一定在实验室里，不一定被写成了文章。它被写在中国的大地上，写在实践中，在工作中被创造。
人民网：您认为是什么信念和力量支持您取得今天的杰出成就？
傅晓岚：我想分享两点，一是大胆跨界，做研究在两个学科交融的地方更容易找到突破口，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东西。打破边界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的，需要你有开放的思维和融合知识的能力。博士毕业后，我将研究方向从商务研究转为创新与国际发展，也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2006年来到牛津面试时，面试官直接说你在剑桥大学做的三年英美创新研究，来我们国际发展系有什么用？在我看来，那三年让我真正了解发达国家最激烈的竞争领域以及他们最关注的政策，一是创新，二是技能。我相信，有一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科技和创新也将成为重要的驱动力。
另一个就是坚持，坚信自己的选择，耐得住寂寞。
当时我2003年开始做创新研究时，中国谈创新很少，对创新的研究还未受到重视。刚到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的时候，也是很少人谈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但是我心里就想，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要解决生存问题，必须用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解决，必须在这个研究领域坚持下来。
创新是发展的源头
人民网：您发表过很多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评论和见解，包括您最出色的著作《中国的创新之路》。国内也一直在提培育“颠覆性创新”。您认为应该怎么去解决针对制约创新驱动的“梗阻”？
傅晓岚：我想说，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你就永远是在跟随追赶，很难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从中国来讲，原始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首先创新来自于人才，创新的人才非常重要。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要改变，鼓励创造力和开放性的思维，鼓励每个孩子愿意与众不同。第二要有创新的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中批判性的是不够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需要时间。另外还有体制的改革，目前来讲，体制改革要坚持。最后，我想说的是在等待原始创新上要有耐心，我们需要容忍失败。
要知道，创新是有科学规律的，从创新研究的角度来讲，它是路径依赖的，而且是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批判性的思维则是必要条件，它能够让你找到要填补的空白是什么。原创来自两种，一种是自由的异想天开，跳出已有的路径和范式。另一种其实是被逼的，也是问题导向的。比如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正在唤醒创新意识，倒逼中国去创新。
人民网：此前，您提出中国应加速创新开放对冲疫情对供应链影响。您认为，中国在疫后经济复苏全球经济发展中将起到什么作用？
傅晓岚：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我认为，中国还是会在世界经济复苏当中起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方式会不同于2008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今天的中国在转型为创新型国家，除了中国市场、中国需求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还包括知识的创造以及与别的国家共同创造。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推动，将通过中国的技术包括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以及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创新和知识的共同创造来实现。同时，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贡献将会进一步加强。今天的世界经济形势复杂，疫情导致世界经济的停滞，不仅仅是需求受影响，生产、投资还有供应链都受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加速创新和开放对冲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活力还是得回到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源头。
人民网：接下来您关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傅晓岚：我近期研究的重点是数字技术和包容发展。贫困有很多原因的，没文化、没信息、没资源、没机会等等。数字技术能够帮助贫困群体跨越一些鸿沟，获得需要的信息、资源、教育、市场、机会等。
中国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其实也是写中国故事，最近发表过一篇《短视频技术与金字塔底层的创业》，研究的就是快手。我们的中国故事对其它国家是很有用的，孟加拉、印度、非洲都希望可以通过新的技术获得减贫，学到技术知识，建立自尊，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我会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抓住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机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不再落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