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 
两岸关系六十年感言
http://www.CRNTT.com   2009-09-28 00:23:40


两岸关系60年:渡尽劫波,兄弟终须握手。
和平发展,两岸共享未来。
  中评社/题:两岸关系六十年感言 作者:章念驰(上海),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府参事、本刊学术顾问

  两岸关系是与新中国诞生同日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它经历了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从和平对抗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正在逐步迈向统一,这中间有许多经验与教训,作者以亲身经历概括了十二条重要体会。

  六十年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一年,我才七岁。这年5月27日,经过数日激战而复归平静的清晨,祖母牵着我的小手,上街看到湿漉漉的街道两旁睡着许许多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祖母感慨地说:“这是正义之师啊”。这就是我对新中国的第一印象。

  从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天始,两岸关系也就形成。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其后陆续产生了两个主要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党在推翻军阀统治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经历了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形成隔海对峙,对抗不断,相互指责对方为“蒋匪”与“共匪”,一场内战依然没有结束。在新中国宣布诞生之时,毛泽东本没有打算更改国号,因为这不是“中华民国”的消亡,而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主权始终是完整,仅仅隔海而治,仍是两个政府间的内战延续。如今两岸关系也走过了一个甲子,我也亲自参与了这沧桑之变,有着诸多感受。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1949年后,大陆本欲一举解放台湾,实现最终统一。但逾越台湾海峡,消灭国民党残军,都是当时实力所不及,刚刚解放的广袤大地,亟需休养生息。不久又发生了“抗美援朝”,1954年12月,美国因“韩战”而与国民党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明白无误规定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受到大陆武力威胁时美军有义务出兵干涉,明目张胆地将台湾纳入美国军事保护之中,让我们解放台湾更增加了难度。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而不单纯是一个内政问题和两岸问题。

  国民党去台湾后经历了“国民党改造运动”,建立了“戒严体制”,又推行了“地方自治”,实行了“土地改革”,进行了“十大建设”,掀起了“本土化运动”,又开始推行了“民主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也乘势而兴。台湾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经济上抓紧与国际接轨,使台湾经济跃入亚洲经济“四小龙”之列,人均GDP达4000美元左右,而大陆人均GDP至“文革”结束仍不足200美元,扩大了两岸经济差距;政治上采取“汉贼不两立”政策,强化“反共”意识,让台湾广大同胞经历了日本五十年统治之后,又一次与祖国隔绝,让他们的祖国意识更加空洞,加大了两岸政治差距;外交上更加依赖美国和日本,即使美日与大陆建交后,台湾依附美日政策始终没变。蒋经国治台期间创造了很高人气,他清廉、勤奋、亲民、爱台,开启了“本土化”与“民主化”,启用了“本土人士”治台,开放了两岸探亲。但他坚决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他对大陆有很深成见,尤其对大陆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运动”,使两岸和解失去了机会。

  1949年后,大陆走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灭资兴无”道路,以“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到“反刘邓路线”。政治上运动频繁,国际上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垒,经济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岸敌对状态高度紧张,从金门炮战到闽浙粤千里海疆均划为前线。尽管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解放台湾”口号改为“和平解决”,但对抗依然如故。毛泽东、周恩来虽然有第三次国共合作设想,我祖父的盟兄章士钊受命奔走两岸,我祖父弟子曹聚仁更是充当两岸秘使,穿梭于两岸,最后都无功而返。大陆的意识形态化和两岸经济实力差距,使解决台湾问题拖延了下来。

  我出身于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家庭,祖父章太炎先生为创建中华民国“七次追捕、三入牢狱”,父亲系国民党军政人员,亲戚大多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其中不少人在1949年后去了台湾与海外。像我这样的旧政权家属及海外关系与台胞台属的家属,受株连者不知几何,这都是两岸敌对之故。因此我从知事之始就知道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我的命运也一直与之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

  毛泽东在1949年前即说,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两种命运”与“两种前途”的选择。汪道涵常说,近代中国人只有两个使命,即如何推翻旧中国和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也说,推翻旧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说从1949年起,就形成了两岸关系,构成了台湾问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应放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中去加以思考,就台湾问题而论台湾问题是解决不了台湾问题的。可惜从1949年推翻旧中国后,直至1977年“文革”结束,怎么建立一个新中国始终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反使大陆濒于政经崩溃边缘,台湾问题当然也无法解决。

  从“和平解放”到“和平对抗”

  “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划时代的转捩点,大陆从“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闭关自守”到“走向世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成了内外路线的核心。为了确保改革开放有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高明地提出了在国际上“韬光养晦”,在台港澳回归问题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1979年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全新思维的开端。为了贯彻这条路线,开始落实对台胞台属、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具有海外关系人士乃至右派及蒙受种种冤假错案的老干部和他们家属的政策,纠正了对他们的歧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投入到“四个现代化”与“祖国统一”进程中来,将这数亿万计的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首先是解放了人——解放了广大知识分子和解放了“出身成份海外关系不好的人”,使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同时开始实事求是对待历史,把辛亥革命看成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也公正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从而赢得了广大民心。邓小平以“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朴素道理,率领十三亿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去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的新中国。

  在中国大陆发生巨变同时,台湾也发生了巨变,随着“两蒋”退出历史舞台,李登辉主政后将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加以塑造,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致力建立台湾的“生命共同体”,加快了台湾的“本土化和民主化”进程,制造了“台湾悲情意识”,制造了“统独、族群、省籍”的对立。他是一个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他的十二年执政终于让国民党成为台湾的在野党。而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去中国化”、为台湾“正名”、“公投”、“修宪制宪”、“一边一国”、“台湾主体意识”……,肆无忌惮地鼓吹“台独”,他的每一个挑衅都足以引发台海战争,让两岸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冲突的八年,也让台湾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台独”主张让台湾从“经济挂帅”变为“政治挂帅”,让意识形态高度泛滥,消耗和浪费了许许多多社会资本,让台湾地位日趋边缘化,让人们为“台独”付出了巨大代价;加上陈水扁一伙的道德操守品行败坏,终于被选民抛弃。这二十多年两岸关系虽一直维持着和平,但对立与冲突不断,形成了一个“和平对抗期”。

  “文革”结束时我三十七岁了,随着这个时代结束,我也摆脱沉重的出身包袱,离开了中小学的教书生涯,进入上海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工作。复杂的“社会关系”反成了我为“四化”尽力的资源,开始参与许多两岸交流,改革开放让我焕发青春。从1983年起我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起担任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后又担任上海台湾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一系列涉台机构负责人,还有幸追随原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等领导工作;如此深入地参与和见证了两岸关系巨变,经历了两岸的骤风暴雨,至今还担任着上海市政府参事,依然工作在两岸关系的风口浪尖。我的一生似乎命中注定要与台湾问题结缘。

 


【 第1页 第2页 】 


    相关专题: 中评社专论

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网移动版 】 【打 印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社微信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