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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
中评社╱题：“一国两制”实践十七年——在变与不变之间 作者：李环（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港澳事务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一国两制”从构想变为现实，并于1997年开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迄今已十七年有余。如果按中国政府承诺的“五十年不变”，那十七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中国承诺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五十年不变，然而，总体方针的不变，不代表实践手法的“不变”。回归十七年来，世界在变，香港在变，中国内地也在变，如何因应新的形势来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中的“变”是必然的，也有迹可循。
变与不变
香港回归十七年来，什么变了？首先是香港问题的“主要矛盾”变了。在中国政府看来，香港从回归的那一刻起，“主要矛盾”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回归前，主要矛盾是香港怎样顺利、平稳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涉及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回归后，主要矛盾变为如何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这主要靠特区政府的良好施政，当然，施政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也比较复杂，涉及到中央与香港两个方面。
其次，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香港在中国整体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由上世纪80、90年代的25%下降至近年的3%左右。作为一个面积1千多平方公里，人口700多万的城市，香港的经济总量已大抵相当中国一个直辖市如北京或上海的水准。随着内地省市的快速崛起，香港的竞争力相对下滑，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不再那么突出。“东方之珠”的光泽相对暗淡，其曾经享誉全球的国际金融、货物、航运中心地位虽暂时无忧，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再次，两地民众的心态在变。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文化生活的提升，民众的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内地人对香港由艳羡到平视再到出现“也不过尔尔”的心态，香港人眼看着当年的接济对象在自己的地盘上“挥金如土”，在自嘲为“港灿”的同时，也难免有一点“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这种情况近两三年来尤为突出，表现形式则是有愈演愈烈之势的“陆港矛盾”或曰“两地摩擦”。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户籍制度下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微妙，外来人口对本地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当然，也会占用部分本地的资源，如住房、教育、医疗等。这本来会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双赢”局面。但在香港，竟演变成一些人士街头的谩骂、一些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导、立法会里激烈的争论、乃至行政长官的行政命令（如“限奶令”），不能不让人称奇。这其中除了存在“一国两制”的因素，如香港身份证的取得采取“出生地原则”（只要在香港出生，就被视为“香港人”，享受香港居民的一切福利），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如果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和内地地方政府的沟通不够畅快、行政长官协调香港社会各方面利益的能力不够突出，对香港与内地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方案等缺乏深入的思考与研究，那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特区政府就会表现得比较被动。
最后，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香港特殊的历史地位、“一国两制”的现实状况，以及国际大都会的城市特色都令其难以在新一轮的大国博弈中置身事外。美国战略东移，亚洲再平衡将是一项长期方略，而香港，无疑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仅从近年美国驻港总领事的人选（从杨苏棣到夏千福）、总领馆人员配备等情况就可窥一斑。
当“变”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不变，香港的“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意味着什么？当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香港的“变”又要变向哪里？
“五十年不变”像是又一个“大限”（港人曾有“九七大限”一说），折磨着港人的头脑，也束缚着港人的手脚。实际上，不仅港人对“不变”印象深刻，中央政府也在很长的时间里把“不变”视为“尽量少变”。虽然早在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就曾深入、辩证地谈过变与不变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①。邓小平还为香港的“不变”列出一个大前提，即“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因为“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②然而，当年为了稳定港人信心，促使香港顺利回归，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是“不变”这一点。有些形象的说法，如“马照跑，舞照跳”“换面旗帜，换个港督（港督换成行政长官）”等，无形中加深了普通港人的印象，那就是“不变”就是好的。因此，有些人对“变”变得敏感，这种主观意识上的想法和认识，使得香港回归十多年来，整个社会过多关注了“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23条立法，争取“双普选”等政治纷扰都是部分港人害怕变、拒绝变的表现，他们想通过这些具体的方法来保证香港的“不变”。）而对“变”、“怎么变”、“朝哪个方向变”缺乏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与此同时，中央却在发现问题后，探究、思考，主动调整，开始了自己“变”的过程。当然，这种变不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变，而是在实施“一国两制”的具体做法上的调整、变化。
从笼统处理到清晰表述
中央治港思路的变化首先体现在表述和论说上。
尽管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表述是一贯的，也是清晰的。但在这一方针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中，给出的指导与建议经历了一个由综括到具体，由笼统到清晰的过程。这在今年以来围绕政制发展的论述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香港回归的头几年，中央对香港秉持“粗放型”的管理，对特区政府赞扬、鼓励居多，期望特区政府发挥聪明才智，管理好新成立的特别行政区。所谓“井水不犯河水”，这实际上是某种“隔离”策略。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井水”、“河水”各不相干恐怕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2003年沙士袭港，百业凋敝，为提振香港经济，中央及时推出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并开放自由行，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施政，这可以说是中央继1997年金融危机后又一次为香港送“大礼”，是内地为香港的一次“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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