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据大公报报道，生物安全法从起草到提交先后已历经17年，这既表明“生物安全”问题牵涉甚广，立法难度很大，同时也说明当前的生物安全法立法已经拥有了较好基础。
生物安全内涵宽泛，与之相关法律法规众多，如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动植物检疫法等。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如何协调这些法律之间的关系，避免立法空白、执法冲突、体制不衔接、实施效能弱等问题，也成为生物安全法最终能否取得预期法律效果的关键。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纪文认为，如对现行专门法律中已有规定的，生物安全法可作出统筹、衔接和协调的规定；对现行专门法律中缺乏规定的，可在生物安全法中设立专门的章节予以具体规定，或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可授权有关部门制定部门规章。
对于生物安全法通过后可能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常纪文认为，一方面，应在国家和省、市级三个层面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生物安全保护工作的监督。另一方面，要针对现行法律规范运转不力的问题，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生物多样性损害、公共卫生安全损害的补救和赔偿制度，加大对不报、虚报、瞒报生物安全危害信息的处罚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