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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反全球化国族主义的代表作
http://www.CRNTT.com   2019-10-18 00:12:46


  中评社╱题: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反全球化国族主义的代表作 作者:朱云鹏(台湾),东吴大学巨量资料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中美贸易战就是反全球化国族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川普竞选总统的主要诉求。川普既然当选总统,中美贸易战就不可能不发生。当然,贸易战的发生,经济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政治和舆论上,美国需要一个敌人,现在美国就把中国大陆视为主要敌人,学者、参议员、众议员、总统都在讲,讲到后来可能造成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大陆的确是他们的敌人,而且很快地就要兵临城下。

  就中长期而言,要结束两国争斗,必须让中美的对峙从零和变成多赢赛局。

  一、中美发生贸易战的深层原因:中产阶级“美国梦”的破灭

  笔者在今年年初出版《中美贸易战》一书(台北:时报出版),里面详细地分析了中美发生贸易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1980年代开始崛起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同时发生的全球化趋势,导致美国中土地带(heartland)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恶化,甚至落入贫穷。这些家庭将他们生活陷入绝境的愤慨,反应到选票,造就了美国政治版图的重组。这些家庭原来以为欧巴马的“改变”,可以为他们带来希望,但是8年之后,他们失望了:情况没有改善,还因为2008-09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来临而加速恶化。他们忍无可忍,亟求翻身。

  2016年大选时,川普和桑德斯的出现,为他们带来希望。川普代表反全球化的国族主义,桑德斯代表社会主义。二人都吸引了众多的支持者,但对美国、多数西方国家乃至任何世界上国家而言,只要国族主义出马,其他力量大多只能靠边站。所以川普赢得大选,而桑德斯的声势未能让他取得民主党初选的门票。

  川普在纽约市自己的大楼里,发表参选共和党初选的演说。在寒暄之后,他正式演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美国有大麻烦,我们不再有‘胜利’了。”第二句话是:“我们上一次在贸易谈判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接下去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打败过日本?他们卖了百万辆的汽车到美国,但你什么时候在东京街上看到过一辆雪佛兰轿车?”他又说:“我们的工作机会被中国、被墨西哥拿走了。”

  这就是他的竞选主轴,打动了中土地带生活陷入困境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心,让他们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转成支持他。2016年美国大选,有五个中土地带的州猪羊变色,从上一次投给民主党的欧巴马,转投给共和党的川普,这五个州从西到东,分别是爱荷华、威斯康辛、密西根、俄亥俄和宾夕凡尼亚。

   最近(2019年8月下旬),网飞(Netflix)和欧巴马合作推出一部纪录长片,叫作“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拍摄地点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Dayton),主题是该市原先的通用汽车生产大厂于2008年倒闭,其后由来自中国大陆福州的福耀汽车玻璃公司接手,所发生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以及工厂劳方和资方关系的演变。

  同样这家公司,同样这个城市,也是去(2018)年美国公共电视“前线”(Frontline)节目,所推出描述美国中土地带中产阶级家庭的纪录片──“被遗落的美国”(Left Behind America)的主角。俄亥俄州的代顿,老是被选中,有其独特原因。这个城市,在1960和70年代美国经济勃兴的时代,相当于今日的“硅谷”:它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地方,是重要的汽车和机械生产基地,人均发明型专利曾居美国之冠,也是发明收银机的NCR公司所在地。

  但是今天的代顿,已经沦为毒品集散中心之一,其贫穷率超过3分之1,是美国全国平均的3倍。代顿有大约40%的人口住在西城(West Dayton),绝大多数是非裔,但是西城沦为“食物沙漠”,没有超市,也没有医疗院所、商业活动,形同死城。

  片中访问一位原来在通用汽车工厂工作,现在转为福耀玻璃员工的当地工人。他说,以前的薪水大约是每小时35元,现在是13元。这不表示福耀玻璃特别苛刻,否则它聘不到人,这其实就是目前美国中土地带制造业的平均薪资。

  拿时薪35元的日子,是美国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一个汽车工厂的工人,有能力买自己的房子,可以每3到5年换一部车,可以每年到美国其他城市去度假,儿女上大学时有能力付学费。在那个年代,从战后到1970年代末,美国最富1%家庭以外的99%家庭,其所得占全部报税所得的比率,从二次大战前的76%,一路上升到92%。美国所得税最高级距的税率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是90%,从1960年代到70年代是70%。政府收到的税,用于建水库、高速公路、桥梁和公立学校,造就了强大的美国。那是“美国梦”可以实现的年代:任何出生或来到美国的人,只要努力不懈,不论其出身为何,都有机会可以过个有尊严的生活。

  1974年保守派作家罗素·柯克出版《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将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从《旧约》圣经中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到雅典的理性与荣耀,到罗马的美德与力量,再到伦敦的法律与市场,融汇于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在于宗教信念生成有秩序的自由观,再生成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而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保障。这就是“美国梦”的理论基础,而在柯克出版该书的那个年代,美国梦不只是假设,而是已经实现了。

  但是好景不长,里根上台后,逐次把所得税最高级距税率调降到28%,许多社会福利措施被迫缩水。另外,随着全球化的兴盛,中土地带的美国人看到进口品涌入、工厂搬走。美国99%家庭所得占全体报税所得的比率,一路下跌,现在已经跌回到二次大战前的水准,不到8成。川普的反全球化国族主义,于焉诞生。

  中美贸易战就是反全球化国族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川普竞选总统的主要诉求。川普既然当选总统,中美贸易战就不可能不发生。

  二、美国需要一个敌人

  当然,贸易战的发生,经济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政治和舆论上,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上述《中美贸易战》书中引述了美国战略学家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话:“美国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寻找敌人。我所说的‘寻找’不是指找到和击败他们。我的意思是,美国似乎从内心深处需要敌人……政客们喜欢敌人,因为敲打敌人有助于煽起公众的情绪,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国防工业喜欢敌人,因为这能帮助他们赚钱;学者们喜欢敌人,因为敌人让他们的出版物畅销。” 现在美国就把中国大陆视为主要敌人,学者、参议员、众议员、总统都在讲,讲到后来可能造成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大陆的确是他们的敌人,而且很快地就要兵临城下。

  中国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但从其平均每人所得,以及主要产品的科技含量来看,虽然进步快速,目前为止仍然属于开发中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关键尖端技术和设备,都掌握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手中。但对于“中国恐惧”的散布者而言,他们没有看到这里。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动荡中持续快速成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国民所得和各项生产日益接近或超越美国,而且积极改善军事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成为美国秩序的潜在或实际竞争者。

  有些学者文字上强调希望美中不要发生战争,但是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鼓吹恐惧、鼓吹战争。例如写《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艾利森教授,在该书的第十章,讲述未来美国可以有的战略选择时,艾氏提出四个可能性:第一是“调适”,意思是藉由调整与强大对手的关系来适应新的权力平衡,第二个选项是“破坏”,第三个战略选项是谈判出一种长期和平,第四个选项是重新定义双方的关系。在“破坏”这个选项里面,最可以动用的武器就是台湾,他在书上这样写:

  “作为分裂中国和打击北京政权士气的策略的一部分,何不……支持西藏和台湾的独立,中国毫无疑问会对这些举动采取暴力的反应……美国军队可以暗中训练和支持分离主义叛乱分子……通过鼓动中国内乱,让北京……无瑕他顾,美国可以避免,或至少大幅推迟中国对美国统治地位的挑战。”

  三、中美应在有益民生的科技发明和治理制度方面进行良性竞争

  既有的资讯显示,中国大陆在和川普政府的接触中,曾不止一次表达,中国无意与美国竞争世界领袖的地位,但这显然未能阻止川普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关税、升高贸易战。到了现在,中国大陆似乎已经决定,如果美国只是要求改善贸易的不平衡,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那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但如果美国是要藉由贸易战改变中国制定工业化议程的自主性,打破中国以国有事业为根基的经济体制,那只能奉陪到底。

  贸易战已经造成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走缓,也为美国进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温,如果川普基于面临连任选举的压力,而在未来和中国达成以调整经济利益为主的协议,应当不让人意外。四位美国NBER的学者最近发表一篇名为“回到保护主义”的论文(No. 25638),计算了去(2018)年美国对各国实施贸易战以及遭到报复后,对于美国各州各郡贸易财部门实质薪资的效果,发现在2016年对川普支持率愈高的郡,受到的负面效果愈大。所以,贸易战已经在经济上侵蚀了川普的政治基础。

  但是,如果在政治氛围的变化下,川普认定反中国和爱国主义的诉求可以为他的连任带来更多的选票,那他也可能坚持到底,而导致迟迟无法达成协议。毕竟,那些支持川普的州,也是盛行“爱国主义”的州。为了爱国而饿肚子,美国做过,其他诉诸国族主义的国家也都做过。

  无论贸易协议是否达成,中美之间的对抗在短期内不会终止。中国大陆采用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体制,但是持续成长与壮大的事实如果持续,对于美国而言,仍将是巨大的威胁。对中国进口品的关税持续调涨,可能造成部分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用于生产出口品的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基于成本和周遭供应链完整性的考量,他们很难迁移到美国,绝大多数会迁移到亚洲其他国家或墨西哥,对于中土地带的家庭并无实益,不能解决根源问题。

  就中长期而言,要结束两国争斗,必须让中美的对峙从零和变成多赢赛局。有几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大家宁可看到两国尽速签署贸易协议,结束双输的关税对垒,而将竞争领域移转到科技和发明的民生运用。在中美竞争的过程中,全世界的生产安排可能因此而产生巨大变化。美国会试图恢复制造业的供应链,而中国会加速填补它的科技空缺,如果这不会升高到军事冲突,对于两国而言都不是坏事。对于所有其他国家,在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如果能找到自己可以发挥力量的位置,未始不代表转机的来临。

  在此同时,如果美国能够采取积极政策,大力改善中土地带的公共建设,推动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协助中产阶级家庭获得重生,那整个美国反中和反外的情绪,就有可能获得纾解。

  在中国大陆方面,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中国大陆如果想要在未来真正成为崛起的伟大国家,光能提供品质优良、价格便宜的产品和服务还不够,还需要拥有让他国人民景仰的制度。中国大陆可以追求建立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模式的体制,但不论这个体制如何命名,它都需要具有两个特色:一是让经济发展的果实由大多数人民共享,而没有被垄断。二是做决策的人选以及做决策过程的正当性,应当立基于公共政策受众的正面评价;这些评价可以经由有效管道,投射到或被纳入决策机制。

  在这方面,韩国文在寅总统的例子值得学习。文总统在当选之后,对于新古里两座兴建中的核能发电机组,用审议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的方法决定去留,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肯定。五年多前,笔者在本刊曾发表“香港政治可否采用慎思民主”,鼓吹类似的机制,但可惜香港政府没有做,没有系统性地探求民意。看到最近香港的动乱和悲剧,不胜嘘唏。

  中国大陆如果能在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发明上和治理制度上,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相互竞争,将是最好的良性竞争,是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福气。

  四、中美应当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以上所说的各项正面发展都没有发生,贸易战转变为双雄争霸的加剧,最后陷入古希腊作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描述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毁灭性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疑地将是人类的浩劫。即使只是区域的代理人战争,不论发生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还是中国南海,都会对东亚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此在该书的最后,作者呼吁和平使者能够出现,让中美两国的对峙和缓,从零和变为双赢,乃至多赢。

  《中美贸易战》即将有韩文版问世。笔者特别为韩文版写了一个序,在此引用该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个世界很大,足以让中美两国,还有其他所有国家,共存共荣。”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0月号,总第2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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