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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发展要防止智库异化
http://www.CRNTT.com   2017-03-22 00:19:11


  中评社北京3月22日电/现代公共政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谋”与“断”分离,也即咨询研究与决策行动的专业分工。

  现代智库兴起于美国、发展于美国、繁盛于美国,一定程度上,一部现代智库成长史可以浓缩并体现在美国智库的全部演进历程中。然而,美国学者托马斯·麦维兹在研究美国智库实际运作时曾感慨道:“智库是什么?评论家们对它的描绘是矛盾的,例如,既是‘知识的圣殿’,又是‘虚伪的游说公司’”。麦维兹的感慨,展现了智库在发展进程中异化的可能,而这种异化必然导致研究信度的降低,最终削弱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体说来,智库的异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知识为权力俘获”:智库沦为权力的附庸和工具。美国智库常常以“超越党派政治的独立性”着称,但在美国政治现实中,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对智库进行控制和利用的情况广泛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知识成为权力的附庸,智库及其中的专家则丧失主体性和自由。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智库的这种转变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智库沦为权力肆意把玩的工具时,其所从事的活动往往不是知识探索与政策研究,而只是对政治精英们的政策偏好和主张所做的粉饰性工作。此外,更为极端的是,一些智库在政治精英的要求下毫无原则地为不正当决策辩护和背书,智库观点成为其“定制的专家意见”。这样,智库不再是追求知识的真理性和实用性为旨归,而是丧失客观立场,为权力所俘获,沦为在“真善美”的知识外包下的权力附庸和工具。

  “权力为知识俘获”:智库的话语独白和专家霸权。相对而言,专业的智库通常会优先生产或获取知识,并通过知识鸿沟形成话语优势,并进而形成以专家为核心的“话语独白”局面。从政策权力分配来看,过度话语优势重新建构了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权威,把智库及其专家的作用推到一个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形成“知识/权力”垄断体制,从而促使一种“专家霸权”的异化现象出现在政策活动中。现实中,专家霸权可以具体表现在政策问题建构、政策方案规划以及政策评估等诸多方面。总之,当智库凭借知识优势垄断政策话语权,俘获公共决策的权力,导致对其他政策主体尤其是公众的排斥,则必然构成对公共决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坏。

  “知识为市场俘获”:智库违背其非营利属性,成为具有功利化倾向的经济工具。智库毕竟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个体组成,个体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库成员本能上也具有“经济人”动机。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库成员或明或暗地为富人、企业、财团提供政策游说服务,并从中捞取高额酬劳,而智库组织本身同样面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容易跌入“金钱依附陷阱”。此外,近年来美国一些私人财团热衷资助智库,其动机并非出于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于服务其私人财富的考量。在他们眼里,智库只是其经济实力转换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美国不少智库已“成为重大经济利益的工具”,这也间接反映了智库的功利化倾向。

  前车之鉴,后者之师。中国智库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智库成长中的合理因素,同时也要警惕并规避其发展进程中的异化现象,从而建立一批健康有序的现代智库。这就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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