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
本文所谓的“哈佛帮”，其实就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之下，为美国政策服务的一个机构，其目的是在执行上述四大任务中的第三项。为了要达成这项任务，哈佛大学又跟其他机构之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并对非西方国家造成深远的影响。余英时的“入帮”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声望和利益，而且可能影响他自己的著书立说，这里先谈前者。
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必须倚靠美国的支撑，才能维持住其国际地位和内部局势。2019年前后，我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连续出版三本书，分析台湾的历史处境：《中西文明的夹缝》(2019a)、《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2019b)与《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2019c)。第三本书指出：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殖民五十年的经验，以及二次大战后东、西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台湾社会普遍存有“崇美媚日”的情结，这种“唯美是尚”的“自我殖民”心态，尤其以知识界最为严重。
许多人一听到“哈佛大学”或其他美国名校的教授，都会“肃然起敬”，不自觉地丧失思辨能力，毫不犹疑地接受他们的论点。〈余英时的论敌〉一文提到，胡秋原(1966)曾经批评殷海光，说他“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里听到什么传统、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学成归国后，便有恃无恐，在“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这项批评充分反映出台湾学术界“唯美是尚”的心态。
余英时的英文著作不多，他的著作大多是以中文写成。其写作特色是旁征博引，行文流畅，不加细究的话，看起来确实学问十分渊博。他一生“坚决反共”，又有“哈佛大学教授”的金字招牌，这许多优势使他在台、美两地声望鹊起，十分“吃得开”。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门生故旧大多位居要津，众星拱月的结果，不仅让他获得号称“人文诺贝尔”的“克鲁格奖”(Kluge)；而且为他赢得“唐奖”的巨额奖金。 |
